9. 蒙福爾古堡(2)

至於民主，他們只在自己那裏實行，不在阿拉伯人這裏實行。而對猶太人，英國先是支持他們，因為貝爾福曾發表‘猶太家園’宣言。這使英國人陷入尷尬境地。他們後來又支持以色列，以便不惹美國生氣。在美國，猶太壓力集團強大得很。”對這國際方面的因素，她繼續深入分析道：“千萬不要把保衛自己或進行談判託付給別人。巴勒斯坦人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當我們懂得這一道理時，我們的事業就前進。巴解組織的政策將是什麼樣？亞西爾·阿拉法特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很想見見他。我們在國內，也要顯示我們的存在。要趕緊請記者前來了解我們的現狀，以向全世界報道。不要怕以色列人，而要同他們對話。”加利利，也是以籍巴勒斯坦人聚集最多的地方。我們對他們寄予厚望。我們知道，儘管他們持有以色列護照並在議會裏有代表，卻仍然被當做二等公民。有時，他們對以色列現實模稜兩可的說法，我們理解不了。他們的矛盾，似乎比我們更大。母親兒時的回憶，一幕幕又一幕幕地浮現。她希望我們在幾乎所有的村莊都停留一下。她還給我們講述盧比亞森林。後來在另一次去太巴列湖，我們有幸穿越這片森林。盧比亞原是阿拉伯村莊。它和其他許多村莊一樣，1948年已被村民拋棄。村中不再有人，村莊已夷為平地。“克克勒”機構籌集了國際捐贈，在廢墟上植樹數千株。如今，這已是一座優美的森林。在加利利這一地區，曾展開過激烈的交戰。以色列本想打通可以連接海法和耶路撒冷的公路。這一任務下達戈拉尼旅。對面是那支卡烏基指揮的勇敢但無紀律的亞莫克軍隊。在這次旅行期間，如其他人所做的那樣，我們深深地感到，母親時時在教育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來自何處。在海法至聖讓達克的高速公路上，她繼續講述她的故事。在拿撒勒女修道院寄讀學校，在克里斯特瑪絲前去看望她之後數月，她父親也來過學校一趟。蕾蒙達簡直喜出望外，但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難道父親是遭以色列軍隊追捕而潛入黎巴嫩的那些人中的一個？這不就使女子寄讀學校那些家長在黎巴嫩的學生們害怕了嗎？不，她父親真是走運。在黎巴嫩幾個月後，他決定回到聖讓達克。不可能合法穿越國境。惟一辦法是，要試着徒步經羊腸小道穿過。他企圖那樣做，當走到一個山谷深處時，卻遭遇以色列巡邏隊，被開槍打傷大腿后抓獲。人家把他帶到鄰近的一個林子接受當地軍官審問。呀，在場的人驚呆了！以色列軍官不但沒有審問他，反而把他抱住，雙方緊緊擁抱起來。原來，這個軍官是聖讓達克他兒時的朋友，叫貝沙爾·基特里特（此人後來當了政府警察部長）。一經解釋，那軍官相信了他的誠意，便送他到海法的意大利醫院療傷。後來，外公獲得在聖讓達克的居住許可。不過，因為在以色列境外待過數月，他失去了全部家產：田地、蒙福爾特古堡等都作為無主財產充公了。雖然離了婚，外公重新親近克里斯特瑪絲。這使我的母親感到幸福。1952年，蕾蒙達離開拿撒勒寄讀女修道院，進入海法一所教會學校。除她是阿拉伯人外，學生全部為猶太人。完全不像在拿撒勒，她的小同學大多為天主教或穆斯林家庭。海法比拿撒勒更自由更開放，修女們甚至允許學生穿游泳衣下海沐浴。在我母親看來，這是真正的革命：有脫離東方傳統的精神，更多地朝向西方。蕾蒙達學習希伯來語，女友們給她講歐洲，講納粹和集中營等。她甚至閱讀《安娜·弗朗克日記》，讀後非常震動。她與同齡的小姑娘德羅拉結下友誼。有一天，德羅拉請她到家裏吃點心。德羅拉的家在海法市內一個居民區，蕾蒙達很熟悉那裏，因為她的姨媽戰前曾經住過。看見姨媽家的房子竟然成為德羅拉家的了，她怎能不驚訝與不安……欣慰的是，她進入屋內，竟發現什麼也沒有變化。她的姨媽出走黎巴嫩已經五年了。傢具原封不動，連牆上鏡框也同樣。姨媽送給她的那個洋娃娃，依然躺在扶手椅上。觸景生情，她止不住淚如雨下。她的姨媽再也不敢返回巴勒斯坦，她的小朋友卻取而代之。聽到哭泣聲，德羅拉的母親跑上前來，明白了她為何傷心，便安慰她，給她講了自己的故事。德羅拉的母親生於波蘭，先被納粹關進華沙猶太人集中營，后和小德羅拉一起被流放奧斯維辛集中營。母女倆終能奇迹般逃脫。德羅拉和她媽媽讓蕾蒙達看刺在她們手臂上的那去不掉的編號。這恥辱的印記，使她們默默無聞地生活。她們解釋說：現在的住處是政府分配給她們的。終有一天，阿拉伯人若能回到海法，蕾蒙達的姨媽可把房子收回。蕾蒙達向我們回憶道，她對這母女倆並不怨恨，而是表示她自己面對不幸時所應當有的團結互助。1954年，蕾蒙達再次轉學。這回，是上耶路撒冷聖約瑟夫中學。她的母親克里斯特瑪絲常來看她。母女倆登上恰好位於分界線邊的法蘭西聖母院屋頂。她們俯視耶路撒冷老城。僅數百米之遙，卻把母女倆同1948年後回不來的喬治和尤素福分開。偶爾通過地下渠道傳來一張照片、一封便函，才得知他們的消息。他們在約旦境內一所傳教士學校念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