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蔡元培先生(1)
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雜誌》以時屆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屬為紀念之文。
余於蔡先生逝世之初,曾為一文發表於重慶《大公報》,大意申論中國近二三十年之新機運,蔡先生實開之,今不重述。
今只述蔡先生的偉大兼及余個人知遇之感於此。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
這當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運會來臨,許多人都參預其間的。然而數起來,卻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說運會,是指歷史演到那時,剛好是上次大戰將了,好多舊東西於此結束,而人類一新機運於此初步展開。
在社會人生,在經濟,在政治,種種上面都茁露新潮流,與十八九世紀所謂
“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國呢,剛好在感受
“近代潮流”引發第一度革命之後,反動的(袁氏)帝制運動(民國五年,即1916年),清室復辟運動(民國六年,1917年),此覆彼起,新舊勢力相搏之際。
蔡先生即於袁倒黎繼,南北統一內閣之下,應教育總長范靜生先生之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時引為次長的,兩公之相得,自不待言。
而況蔡先生以清朝翰林為革命巨子,新舊資望備於一身。此時欲從擴演近代潮流之中,更進而輸入最新潮流,使許多新意識在中國社會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舊勢力於無形,實在除蔡先生能肩負此任務外,更無他人具有這氣力的了。
這還不單是說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資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緊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識見,恰能勝任愉快。
從世界大交通東西密接以來,國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實用的一面,而忽於其無形的超實用的地方。
雖然關涉政治制度社會禮俗的,像是
“自由”、
“平等”、
“民主”一類觀念,後來亦經輸入,仍不夠深刻,仍沒有探到文化的根本處。
惟獨蔡先生富於哲學興趣,恰是游心乎無形的超實用的所在。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裏可見。
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兼容並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
後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孕育在此了。關於蔡先生兼容並包之量,時下論者多能言之。
但我願指出說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識到辦大學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
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後兼容並包,不免是人為的(偽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
有意的兼容並包是可學的,出於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學的。有意兼容並包,不一定兼容並包得了。
唯出於真愛好而後人家乃樂於為他所包容,而後盡複雜卻維繫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當時發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數陳獨秀先生,次則胡適之先生,且不論他們兩位學問深淺如何,但都有一種本領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點意思度與眾人。
胡先生頭腦明爽,凡所發揮,人人易曉。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自不能不歸功於他。
然未若陳先生之精闢廉悍,每發一論辟易千人。實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瀾。
兩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卻是胡先生為人和易平正,原不須蔡先生怎樣費力支持。
陳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內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對更多。而且細行不檢,予人口實。
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氣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問蔡先生何以能這般出大力氣支持他呢?
就為蔡先生雖知他有種種短處,而終竟對他的為人抱有真愛好,對他的言論主張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
——不是蔡先生,換任何一人都不會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愛他、真同情他,亦不會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話文運動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幹。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屬新文化運動的靈魂。
此則唯借陳先生對於舊道德的勇猛進攻,乃得引發開展。自清末以來數十年中西文化的較量鬥爭,至此乃追究到最後,乃徹見根底。
儘管現在人們看他兩位已經過時,不復能領導後進。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風氣(不問是好是壞)卻是那時他們打開來的,雖甚不喜之者亦埋沒不得。
自然是說起當時人物並不止陳、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釗)、顧孟余、陶孟和、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高一涵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
所有陳、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
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從而近二三十年中國的新機運亦就不能不說蔡先生實開之了。
這時我個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攏包容之中,然論這運會卻數不到我。因我不是屬於這新派的一夥,同時舊派學者中亦數不到我。
那是自有辜湯生(鴻銘)、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漢章)、馬夷初(敘倫)等等諸位先生的。
我只是在當時北京大學內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不是在當時北大得到發抒的一個人。
於此,我們又可以說蔡先生的偉大非止能聚攏許多人,更且能培養許多人。
除了許多學生不說,如我這樣雖非學生而實受培養者蓋亦不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