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述略(1)

我生於甲午中日戰爭前一年（1893年）。此次戰爭以後，國際侵略日加，國勢危殆。1937年“七七”事變，我國又遭受日寇長達八年之久的入侵。我的大半生恰是在這兩次中日之戰中度過的。我原名煥鼎，祖籍廣西桂林。但自曾祖起來京會試中進士后，即宦遊於北方。先父名濟，字巨川，為清末內閣中書，後晉為候補侍讀，其工作主要為皇史宬抄錄皇家檔案。先父為人忠厚，凡事認真，講求實效，厭棄虛文，同時又重俠義，關心大局，崇尚維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讀四書五經，而送我入中西小學堂、順天中學堂等，習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這在我同輩人中是少見的。由於先父對子女採取信任與放寬態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見為止，從不加干涉，同時又時刻關心國家前途，與我議論國家大事，這既成全了我的自學，又使我隱然萌露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而鄙視只謀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漢”生活。這種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學起即對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追求不已。於社會問題，最初傾向變法維新，后又轉向革命，並於中學畢業前參加了同盟會京津支部，從事推翻滿清的秘密活動。辛亥革命爆發，遂在同盟會《民國報》任外勤記者，因而得親睹當時政壇上種種醜行。這時我又讀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會主義神髓》，受書中反對私有制主張的影響，因而熱心社會主義，曾寫有《社會主義粹言》小冊子，宣傳廢除財產私有制，油印分送朋友。1913年退出《民國報》，在革命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抬頭，於是居家潛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會主義而轉為傾向出世。在此種思想下，1916年我寫成並發表了《究元決疑論》，文中批評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推崇佛法。隨後我以此文當面求教於蔡元培先生，遂為先生引入北大任教。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學系，先後講授“印度哲學概論”、“儒家哲學”等課。此時正值“五四”運動前後，新思潮高漲，氣氛對我等講授東方古學術的人來說無形中存在着壓力。在此種情勢下，我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後來即產生了根據講演記錄整理而成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書中我提出了人類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為三大路向的見解，同時在人生思想上歸結到中國儒家人生，並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些見解反映自家身上，便是放棄出家之念，並於此書出版之1921年結婚。隨着在北大任教時間的推移，我日益不滿於學校只是講習一點知識技能的偏向。1924年我終於辭去北大教職，先去山東曹州辦學，后又回京與一班青年朋友相聚共學，以實行與“青年為友”和“教育應照顧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1927年在朋友的勸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廣州。在這裏我一面覺得南方富有革命朝氣，為全國大局好轉帶來一線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以俄為師，模仿國外，背棄中國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雖接辦了廣東省一中，但此時考慮得更多的乃是自己的“鄉治”主張。依我看來，由於中西文化的根本差異，惟有先在廣大農村推行鄉治，逐步培養農民新的政治生活習慣，西方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在中國實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曉庄學校、黃炎培先生江蘇崑山鄉村改進會、晏陽初先生河北定縣平教會實驗區及山西村政之後，適逢彭禹廷、梁仲華創辦河南村治學院，我應邀任學院教務長。這是我投身社會改造活動的開端。但因軍閥蔣閻馮中原大戰，開學未滿年而停辦。旋於1931年與同仁赴山東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該院設研究部與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並划鄒平縣為實驗區（后擴大為十餘縣）。實驗區有師範、實驗小學、試驗農場、衛生院、金融流通處等。縣下設鄉學、村學。鄉學、村學為政教合一組織，它以全體鄉民或村民為對象，培養農民的團體生活習慣與組織能力，普及文化，移風易俗，並借團體組織引進科學技術，以提高生產，發展農村經濟，從根本上建設國家。此項試驗在進行七年之後，終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抗日戰爭爆發，發動民眾與國內團結為抗戰所必需，於是我開始追隨於國人之後，也為此而奔走。1937年8月應邀參加最高國防會議參議會，曾對動員民眾事有所建議。1938年我訪問延安。這是我奔走國內團結的開始。訪問目的不外考察國共再度合作，民族命運出現一大轉機，**方面放棄對內鬥爭能否持久，同時探聽同仇敵愾情勢下，如何努力以鞏固此統一之大局。為此曾與**會見八次，其中兩次作竟夜談。關於對舊中國的認識，意見不同，多有爭論。但他從敵友我力量對比、強弱轉化、戰爭性質等分析入手，說明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問題，令我非常佩服。1939年感到留在西南大後方無可儘力，我又決心去華北華東敵後游擊區，巡視中得到國共雙方協助。經皖、蘇、魯、冀、豫、晉六省，沿途動員群眾抗戰，歷時八個月，歷經艱險。在戰地目睹兩黨軍隊摩擦日增，深感如任其發展，輕則妨礙抗戰，重則內戰重演，於是返回四川後方，除向國共雙方指陳黨派問題尖銳外，更與黃炎培、晏陽初、李璜等共商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以增強第三方面力量，為調解兩黨紛爭努力。1941年初，皖南事件爆發，國內團結形勢進一步惡化，遂又與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