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學小史(8)

另一朋友是甄元熙，字亮甫，廣東台山縣人。他年紀約長我一二歲，與我為同班，卻是末后插班進來的。本來陳與郭在中國問題上皆傾向革命，但非甚積極。甄君是從（1910年）廣州上海來北京的，似先已與革命派有關係。我們彼此同是對時局積極的，不久成了很好的朋友。但彼此政見不大相同。甄君當然是一革命派。我只熱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滿。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國式政治為理想，否認君主國體民主國體在政治改造上有什麼等差不同。轉而指責民主國，無論為法國式（內閣制），抑美國式（總統制），皆不如英國政治之善。——此即後來辛亥革命中，康有為所唱“虛君共和論”。在政治改造運動上，我認為可以用種種手段，而莫妙於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辦法。這一面是很有效的，一面又破壞不大，免遭國際干涉。這些理論和主張，不待言是從立憲派得來的；然一點一滴皆經過我的往複思考，並非一種學舌。我和甄君時常以此作筆戰，亦彷彿梁（任公）、汪（精衛）之所為；不過他們在海外是公開的，我們則不敢讓人知道。後來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許多立憲派人皆轉而為革命派，我亦是這樣。中學畢業期近，武昌起義爆發，到處人心奮動，我們在學堂里更呆不住。其時北京的、天津的和保定的學生界秘密互有聯絡，而頭緒不一。適清廷釋放汪精衛。汪一面倡和議，一面與李石曾、魏宸組、趙鐵橋等暗中組織京津同盟會。甄君同我即參加其中，是為北方革命團體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凱和在天津暴動的事，皆出於此一組織。十、初入社會按常例說，一個青年應當是由“求學”到“就業”；但在近幾十年的中國青年，卻每每是由“求學”而“革命”。我亦是其中之一個。我由學校出來，第一步踏入廣大社會，不是就了某一項職業而是參加革命。現在回想起來，這不免是一種太危險的事！因為青年是社會的未成熟分子，其所以要求學，原是學習着如何參加社會，為社會之一員，以繼成熟分子之後。卻不料其求了學來革命。革命乃是改造社會。試問參加它尚虞能力不足，又焉得有改造它的能力？他此時缺乏社會經驗，對於社會只有虛見（書本上所得）和臆想，尚無認識。試問認識不足，又何從談到怎樣改造呢？這明明是不行的事！無奈中國革命不是社會內部自發的革命，缺乏如西洋那種第三階級或第四階級由歷史孕育下來的革命主力。中國革命只是最先感受到世界潮流之新學分子對舊派之爭，全靠海外和沿海一帶傳播進來的世界思潮，以激動起一些熱血青年，所以天然就是一種學生革命。幼稚、錯誤、失敗都是天然不可免的事，無可奈何。以我而說，那年不過剛足十八歲，自己的見識和舉動，今日回想是很幼稚的。自己所親眼見的許多人許多事，似都亦不免以天下大事為兒戲。不過青年做事比較天真，動機比較純潔，則為後來這二三十年的人心所不及。——這是後來的感想，事實不具述。清帝不久退位，暗殺暴動一類的事，略可結束。同人等多半在天津辦報，為公開之革命宣傳。趙鐵橋諸君所辦者，名曰《民意報》，以甄亮甫為首的我們一班朋友，所辦的報則名《民國報》。當時經費很充足，每日出三大張，規模之大為北方首創。總編輯為孫炳文浚明兄（四川敘府人，民國十六年國民黨以清黨為借口將其殺害於上海）；我亦充一名編輯，並且還做過外勤記者。今日所用漱溟二字，即是當時一筆名，而且出於孫先生所代擬。新聞記者，似乎是社會上一項職業了。但其任務在指導社會，實亦非一個初入社會之青年學生所可勝任。現在想來，我還是覺得不妥的。這或者是我自幼志大言大，推演得來之結果呢！報館原來館址設在天津，后又遷北京（順治門外大街西面）。民國二年春間，中國同盟會改組中國國民黨成立，《民國報》收為黨本部之機關報，以湯漪主其事，我們一些朋友便離去了。作新聞記者生活約一年余，連參與革命工作算起來，亦不滿兩周年。在此期間內，讀書少而活動多，書本上的知識未見長進，而以與社會接觸頻繁之故，漸曉得事實不盡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於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在此期間，接觸最多者當然在政治方面。前此在中學讀書時，便夢想議會政治，逢着資政院開會（宣統二年、三年兩度開會），必輾轉懇託介紹旁聽。現在是新聞記者，持有長期旁聽證，所有民元臨時參議院民二國會的兩院，幾乎無日不出入其間了。此外若同盟會本部和改組后的國民黨本部，若國務院等處，亦是我蹤跡最密的所在。還有共和建設討論會（民主黨之前身）和民主黨（進步黨的前身）的地方，我亦常去。當時議會內黨派的離合，國務院的改組，袁世凱的許多操縱運用，皆映於吾目而了了於吾心。許多政治上人物，他不熟悉我，我卻熟悉他。這些實際知識和經驗，有助於我對中國問題之認識者不少。十一、激進於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