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之音”專訪中國第一人(1)

常言道，入境隨俗，既然選擇了留在美國，不適應美國文化怎麼能行，華人不能永遠把自己封閉在中國城裏，得打入美國主流社會，得忍痛改變自己。對我來說，這種改變有如一次粉身碎骨的重新打造。作為一名美國警察，我從未想過要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但是要來的東西，誰也擋不住。突然間，我接到“**”的邀請，成為他們電視節目的特邀嘉賓。我對“**”並不陌生，早在出國之前，為了提高英語聽力，就天天收聽**的英語900句，還有馬克土溫的《湯姆歷險記》。如今的“**”，已經有了覆蓋全球的廣播、電視網絡，並與國內主流媒體有合作項目和節目交流。雖然平時執行警務時也有機會上電視鏡頭，可那都是不知不覺的，我干我的，他拍他的。面對賊亮的燈光和攝像機接受採訪，我還是第一次，覺得有些不自在。年輕的女主持人笑容可掬地採訪了我，她的中英文都說得十分流利。“**”是美國惟一的官方媒體，經常邀請作出一些特殊表現的人接受採訪。她說我是八十年代開放國門后，來美留學生中第一個在美國做警察的，特警，尤其是我曾經是中國警察，這樣的經歷簡直是絕無僅有。眾所周知，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就連統治美國的白人祖先也是乘五月花號從英國移民到這塊曾經屬於印第安人的土地上來的。美國的發展壯大與移民的奮鬥和貢獻密不可分，星條旗上，凝聚了移民的智慧，汗水和鮮血。在美國歷史的豐碑之上，當然也少不了華裔的名字。美國華人中間，不乏有人效仿楊振寧、李政道、張亞勤＊，而像李月英＊那樣，在改變華人形象、打入主流社會的崎嶇山路上默默攀登的人就為數不多了。從政、從軍、從警，許多華人望而生畏，要克服的障礙太多了，就因為我們是黃皮膚。我是李月英的追隨者，來美國十幾年來，也一直沿着李月英沒走完的路而繼續攀登。我頭頂星條旗，身着藍警服，嘴嚼着清貧，在設滿種族、文化、語言障礙的從警之路上，“歷盡苦難痴心不改”。我曾多次應邀為國內警察赴美國考察團講課，也曾多次回國與司法界進行業務交流。有一次，南方某市警察代表團在聽完我的講課之後，還饒有興趣地詢問了我在美國的經歷，他們聽后感慨萬分，說我在美國警界單槍匹馬殺開一條血路，與美國警察相比，為穿上這身象徵正義的警服，我必須付出比他們多幾倍的努力。採訪在愉快的氣氛之中進行，女主持人問了許多關於我的問題，包括我的童年、我的家庭、我的警察職業，當然還有怎麼練的這身功夫。她最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我每天要與不同膚色、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而警察又要統一執法，不同的文化背景是否要因人而異呢?假如我到美國第一天就當警察，准把一切都搞亂套。語言、背景、法律、思維方式和處事習慣都不一樣。從中國警察到美國警察，對我難度最大的就是把自己融入美國文化，把自己從泥土中拔起來，插到黃油上。執行警務時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得跟美國人合拍才行，不能格色。不少在美國的華人，無論與警察打交道還是到法庭打官司，儘管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可頭腦之中還保留不少傳統觀念和處事方法，說話辦事都顯得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難以獲得警察、法官或陪審團的諒解和同情，最後官司輸得一敗塗地，只好到中文媒體上寫文章訴苦，罵美國法律“怪”。常言道，入境隨俗，既然選擇了留在美國，不適應美國文化怎麼能行，華人不能永遠把自己封閉在中國城裏，得打入美國主流社會，得忍痛改變自己。對我來說，這種改變有如一次粉身碎骨的重新打造。我每天都要接觸各式各樣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待警察的態度也不一樣。白人違反交通規則，除了連聲道歉，從不請求寬恕，他們認為自己錯了，就應該認錯受罰。發展中國家來的移民違章，往往先要曆數一大堆客觀理由，再抱怨謀生如何艱難，要求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他們一馬。有的出租車司機還想偷偷塞給我點錢，就像賄賂其本國警察那樣。我理解他們為什麼這麼做，可我還得公事公辦.有時也會攔住違章的中國人，雖說執法必嚴，可槍口抬高一寸也在我的職權範圍之內，都是炎黃子孫，在美國謀生不易，就下不為例吧。我的校友——數字英雄張亞勤我做的最好的工作是和別人一起合作。科學的分工越來越細，分枝越來越多，你再聰明，再有實力，也只能掌握某一個方面，要麼是A，要麼是B，而在現在的科學領域，用A加B或許更好些。我相信，這樣的合作是1+1大於2的。張亞勤是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同學，這位19歲就獲得中國科技大學學士學位，23歲獲得喬治·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的神童，在美國出版了11本專著，發表了兩百多篇學術論文，在視頻壓縮、交互式電視、多媒體通訊、桌上可視電話等方面取得了五十多項專利。他和同仁們所共同創造的數字世界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VCD、DVD、數碼電視、網絡上影像和聲音的傳輸，已經成為現代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下摘錄自《世界周刊》對張亞勤的報道：清晨從北京亮馬橋附近的一所國際公寓，一個中等身材，西裝革履，戴着眼鏡，手提公文包的年輕人風度翩翩地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