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1)
欣然領命主持《大公報》新辟的“明恥”
專欄。
所寫《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在專欄中連載兩年半之久,無一日中斷,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
王芸生進入《大公報》后,開始任地方新聞編輯,次年編輯《國聞周報》,以“草人”
為筆名編寫國內外大事記,並沒有直接參加社評寫作。
1931年9月18日,瀋陽事變,舉國震驚。
三天後,《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總經理胡政之召開了從未舉行過的編輯會議。
所有的編輯都參加了會議,針對當前局勢,討論今後的編輯方針。
會上,張季鸞嚴肅地宣佈兩項決策,一為“明恥”
,一為“教戰。
所謂“明恥”
,即儘快開闢一個專欄,記載自1871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至1931年“九一八”
事變的重大事件,幫助讀者了解甲午以來的對日屈辱史,欄目名稱定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並指定王芸生專主其事。
王芸生早就對日本步步侵略深惡痛絕,此次能以筆為武器,既感到任務之重要又感到榮幸,便毅然接受了任務。
從1931年10月開始,王芸生奔走於京津之間,往來於故宮博物院和北平各圖書館,廣泛搜集史料,遍查故宮文獻館,尤其是清季外交史編印處的檔案。
在多數未經整理的浩瀚史籍和檔案中,他耐心搜尋,精選細擇,晚上伏案寫作,有時竟通宵不眠。
在《大公報》遷到法租界電燈房后,老報人曹世瑛撰文說:“王芸生坐在沒有自然光線的資料室里,終日在燈光下孜孜不倦地寫作。
這不禁使人想到韓愈在《進學解》一文中所說的:‘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為宣傳愛國思想不顧個人健康,使人欽佩”
(見1996年《新聞春秋》1-2合刊:《記愛國報人王芸生》)在發表曹世瑛文章的同期刊物上,還刊載了一直在故宮博物院從事明清歷史檔案和古建築研究,並長期任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故宮博物院顧問的單士元老先生題為《我與芸生先生君子之交數十年》的文章。
文中說:“清王朝歷史檔案在溥儀出宮后公開於世,其中與西洋各國外交事件甚夥。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我國在外國的欺凌之下,被迫成立‘總理通商事務衙門’,主持一切外交事務。
其後清廷正式編寫《籌辦夷務始末》,系統地記錄外交來往文件已無忌諱。
後來故宮博物館印行有《中日外交交涉史料》。
大記者、大歷史學家王芸生先生正在編寫《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
當時余任整理清理檔案之事,由此得識先生。
每次先生由天津來北平,均能相與言論探討。
故宮編排中日外交史料也,目的是告知國民,在鴉片戰爭后祖國受到列強侵略欺凌和清王朝政府**無能,以激發國人奮發圖強。
先生以大史學家身份寫書,較之專印史料意義更為深大。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刊行后,影響國內外”
經過三個多月的緊張工作,王芸生初步整理出頭緒,有部分內容已寫成文章。
從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報》隆重推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專欄,每日登載一段,連續兩年半之久,無一日中斷。
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國恥認明,國難可救”
讀來鏗然有聲。
王芸生在寫作過程中,還走訪歷史界和外交界前輩如袁同禮、王希隱、胡馨吾、汪袞甫等。
許多學者和當時在世的外交家、前清遺老也提供了不少資料。
例如曾任駐日公使的李盛鐸,保存有中國駐俄使館檔案中關於中俄東三省交涉的珍貴史料,包括楊儒與帝俄外交大臣提姆斯獨夫的“問答節略”
,從中不難看出一個軟弱大國的外交官,在昏庸政府的指揮下,面對凶狡敵國,孤軍奮戰的情景。
像李盛鐸提供的這些史料,成了海內外獨一無二的“新聞。
按計劃,《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內容,應從1871年開始,1931年“九一八”
事變終止,整整六十年。
從1931年10月至1934年5月,王芸生只寫了1871年至1919年間共四十八年的中日關係史,因報社事務繁忙(主要是要寫社評)只得就此擱筆。
后《大公報》出版部將已載文字輯錄成書,仍定名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共七卷)。
總編輯張季鸞為之作序,《序言》的最後一段說:“吾儕廁身報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途,焦憂如焚。
以為救國之道,必須國民全體先真恥真奮,是則歷史之回顧,當較任何教訓為深切。
因亟纂輯中日通商以後之重要史實,載諸報端,欲使讀本報者撫今追昔,慨然生救國要雪恥之決心。
其材料概采諸公私著作,而推王君芸生主編之。
今為便於讀者諸君保存之計,更加增補,印單行本問世。
其第一卷之首,新加《古代中日關係之追溯》一章。
蓋使國民仰漢唐之盛,悲今日之衰,亦以證明中日文化淵源之深厚,而責日本凌壓中國之暴殘。
第一卷印成,略述數語,弁諸簡端。
願全國各界,人各一編,常加瀏覽,以恥以奮。
自此緊張工作,寸陰勿廢,則中國大興,可以立待。
事急矣!
願立於興亡歧路之國民深念之也”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內容,不僅涉及中日兩國關係,而且以六十年來遠東關係為經,以中日兩國關係為緯,以原始記載和檔案資料為依據,分析比較,探清真相,找出結論,展現中日關係的來龍去脈。
無論是《大公報》連載《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過程中,還是出書之後,王芸生曾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有的對他進行鼓勵,有的對他提出希望,也有的對他所採用的史料提出商榷,這些無疑都對他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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