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張季鸞筆戰，進了《大公報》

面對侵略者還要“躬自厚”？《華北新聞》社論作者王芸生與大名鼎鼎的《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展開筆戰。誰想二人竟由此結為終生師友。辭去《商報》總編輯后，王芸生的命運就與正蒸蒸日上的《大公報》連在一起了。話還要回到王芸生從上海回到天津，為國民黨天津市黨部所辦的《華北新聞》寫社論的時候。在此期間，王芸生和《大公報》進行了一場筆戰。事情經過是：當北伐軍打進南京時，即1927年3月，英、美、日、法、意等帝國主義派出軍艦炮轟南京，引起程潛率領的第六軍官兵奮起反抗，並搗毀了南京的一些外國領事館。針對這一事件，王為《華北新聞》撰寫社論，抗議帝國主義的殘暴行徑，聲援第六軍將士的正義行動。而《大公報》發表了相反的言論，提出不應搗毀外國領事館。如1927年4月1日《大公報》發表了由總編輯張季鸞執筆的社評《躬自厚》。文章說：“東方道德所以為人類交際之規範者殊夥，其中一義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與人如是，社會和平矣；國與國如是，世界和平矣。今之中外，關係亦然。如其咎在我者，我應自責之，所謂‘躬自厚’也。而為外人者，亦應自省其過去或現在之咎責，同時承認我國民一般之友誼，蓋雖不敢望其自厚，而不得不勸其勿專責人也。”文章要述美、日在其國內種種排斥華僑的事例后說道：“吾人終信‘躬自厚’之說，應為中國之處之要義。不論何軍或非軍，苟擾亂秩序，損害人民，必應徹懲之。果軍隊也，必應處分之，不論其所傷害者為外人，或本國人也。政治之初等要素，為保持安寧秩序，不論為**、為立憲，為英美式或蘇俄式，亦不論其所持為何主義與原則也。此而不能，則浸假必至於死亡，遑言外交乎。吾人雖責外人不應誇張，而實不能不望國民自責而痛加糾正之也。”第二天，即4月2日，《華北新聞》發表了由王芸生執筆的社論《中國國民革命之根本觀》，對《大公報》這篇社評進行反駁。文章寫道：“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即淪為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對侵略者無所謂‘躬自厚’的問題。中國國民革命的根本任務，不僅對內要打倒軍閥，對外還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把帝國主義的特權剷除凈盡！”但張季鸞沒有回應，而是打聽《華北新聞》社論的作者為何人，當得知后，就傳話希望與王芸生會晤。王芸生為此專門到《大公報》拜訪總編輯張季鸞。不想，此次會晤竟成了兩位終生師友的初晤。自王芸生登報脫離黨派后，自然也離開了《華北新聞》。此時，天津《商報》正準備創刊，正在物色總編輯。王芸生在布店當學徒時曾認識一家大綢布店的老闆李善人先生，李先生一直對他很賞識，自告奮勇找《商報》老闆舉薦。當《商報》老闆問到名字時，起初着實讓李先生一愣。他十分機靈地閃過一個念頭，不能再叫出過風頭的“王德鵬”啦，便脫口而出：“王芸生！”王芸生這個往後幾十年在中國新聞界風光響亮的名字，竟是這樣偶然而又不尋常地得來的。大約在善良並有眼力的李先生一閃而過的念頭裏，來自芸芸眾生的“芸生”不只樸素、平凡、安全，還意味着更堅實、更有根基和力量吧。1928年5月，王芸生正式出任《商報》總編輯，但因與老闆在觀點上有嚴重分歧，不得不辭職。與此同時，他給《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寫了求職信。張季鸞是一個十分珍惜人才的人，他當然不會忘記那場“筆戰”，接信后，張季鸞親自登門去接王芸生到《大公報》。1929年8月22日，《大公報》第十一版登出一則啟事：芸生已於本月初辭去天津《商報》職務，此後友戚投函，請寄日租界《大公報》社收轉可也。從此，王芸生的命運就與《大公報》連在一起了。在1929年，《大公報》已算得上一張老字號的報紙。它創刊於1902年，創辦人是英斂之，主張君主立憲並以敢言稱，在他主持下的《大公報》頗負盛名。但報紙1916年盤給皖系政客王郅隆后，一蹶不振，1925年底停刊。1926年9月1日，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以新記公司續辦《大公報》，在續辦的創刊號上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方針。報紙頓生活力，銷路上升，蒸蒸日上。王芸生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大公報》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