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風浪中沉浮(1)

發揮寫作才幹，聲援工人鬥爭———博古、彭述之介紹入黨———二哥被捕，老母亡故———“我不是一個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絕一切政治，安心來過一個新聞記者的生活。”1925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案件也波及到天津，天津各界聲援上海工人的鬥爭。在洋行工作的青年員工成立了天津洋務華員工會，王芸生被推選為宣傳部長，還主編工會出版的一份周刊。後來這份周刊改出日報，取名《民力報》，他仍任主編。這時他充分發揮寫作才幹，寫了大量反帝、反軍閥的“激揚文字”，大力支持國民革命軍北伐，報紙辦得虎虎有生氣。他的文采，令四周人刮目相看。1925年底，他加入了正和**合作的國民黨。風雲變幻，難以預測。王芸生在《重回上海·代跋》（載1937年《由統一到抗戰》，收入《芸生文存》）中對當時的動蕩局勢作了詳細的描述：“民國十五年（1926年）春天，馮玉祥將軍領導下的國民軍，正在平津一帶，與奉直魯聯軍作着拉鋸戰。直魯聯軍利用海上艦隊進襲津沽，因國民軍封鎖大沽，而引起一幕中日交涉。3月12日早晨，日本艦隊對大沽炮台開了炮。駐津各國海軍司令經由領頭公使之手，於16日對執政府送了最後通牒，限於兩日內停止津沽戰事，並撤銷大沽口防禦。18日，北京市民為最後通牒事向執政府請願，發生了流血慘劇。在我們悲泣國門碧血的時候，政局起了變化。3月22日的早晨，國民軍靜悄悄地退出天津。我那時還在報館睡覺，朋友跑來送信，我遂不得不將那個與朋友們合資經營的小報館撂掉。大概就是那天的深夜吧，家人朋友皆不知道，只我二哥一個人把我送上了招商局的一隻輪船。“轉天晨曦初露，天津市內還在響着陸續的槍聲，輪船蠕蠕東行了。那笨重的輪船一程程東進，渾黃色的白河一節節地西退，過了溏沽，到了大沽海口。那海口是天津的咽喉，北京的門戶，在近百年史上，給中國運進了西洋文明，同時也吞入了不少的國恥。英法聯軍時，外兵經過那裏摧毀了我們的首都；到了庚子之役，八國聯軍又從那裏打進來。一個《辛丑條約》，作了不平等條約總代表，削平了大沽炮台，中國從此沒了海防。我那次作亡命客，竟也因了大沽口的外艦壓迫而起。我那時，既悲國家的遭際，復傷個人的孤零，且懼眼前的危險，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酸楚。我為避免大沽口駐軍的檢查，蹲進水手睡覺的艙內；迨鑽出來時，船入大海，長風巨浪，悠揚浩渺，眼界胸頭，均為之一舒。船在渤海中，瓢兒似的繼續向南飄流，到了煙台，過了威海，經過幾度眠食，我這個陌生的人便來到了上海。”1926年3月底，王芸生就是這樣從天津匆匆地乘一艘招商局輪船到了上海。沒有別的去處，只能投奔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他被安排與秦邦憲（博古）先後合編《亦是》、《短棒》等周刊，後來改辦《和平日報》。王芸生在談起秦邦憲這位後來的**重要領導人物時，認為秦邦憲“思想激進，口才出色，文筆也好”。正是這位布爾什維克，給王芸生講了許多“革命道理”以及馬列主義。秦邦憲還把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剛通過的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也給他看了。王芸生閱后，對**的處境深表同情，對國民黨內極右派的言行表示憤慨，並同意由秦邦憲以及另一個不很熟悉卻已有名氣的彭述之作為他的入黨介紹人，加入了中國**。照理說，他思想應當激進與亢奮，但他卻還有另一面，或許是革命趨於低潮，他沒有見到光明吧……他在《重回上海》一文中說：“我像遊魂孤鬼似的在上海住了將近一年，現在回憶起來，還有着不少依戀，同時也有着不少的宿恨。南京路上的扒手曾吃過我的耳光；新橋道旁向過路人拉扯的野雞，曾嘗過我的拳頭；我個人也曾在巡捕房中蹲過個把鐘頭。這些事，或許是一個粗野的北方人難免碰到的笑話，但在我個人說來卻只有憎恨。那一年的生活，大體說來是轟轟烈烈的，終日所接觸的都是熱血澎湃的人物，夜間則睡在冷清清的亭子間裏。”1927年春節臨近，因老母病重，急電催他北歸，於是在春節期間趕回天津。回到天津后，他在國民黨天津市黨部所辦的《華北新聞》寫社論。正當國民革命的北伐戰爭挺進北京的時候，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上海那邊的情勢更為惡劣，寶山路上已血流成河。在《重回上海》一文中，王芸生是這樣回憶的：“那時的朋友們，到現在已死的死，散的散，都為一個大時代盡過他們的責任了。屈指數來，也有不少的人業已顯達。我對於顯達的人們毫不羨慕，而對於被時代巨浪吞噬了的朋友們，每一念及，輒不免心頭滾燙，暗暗地落淚。一位北方的朋友，比我遲來了幾個月，也晚走了幾個月，當我在北方驚悉南方惡潮時，這位朋友的熱血已與許多人的血流在一起了。還有一個女孩子，為革命的情緒所鼓舞，要到武漢去投軍，我曾幫助她取得了一個資格，並確知她已登上了長江輪。兩天後，報紙上登出一段新聞，說一隻輪船由上海駛到南京時，一大批去武漢投軍的學生被扣留，且給孫傳芳殺掉了。這段新聞在我的記憶中永遠佔着一個重要的位置，一直到現在，我還擔心着那個女孩子是否尚在人間。”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