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世難報的恩情――懷念母親（圖）

1982年5月14日晚，我應邀去前門外廣和劇場看一場來自東北本溪市京劇團的演出，臨近結束的時候，一位後台工作人員在場邊低聲喚我到後台去接電話。

電話里聽見兒子歡歡的聲音，說：“婆婆去世了。”

我感覺一陣暈眩，傷心，悲痛，但更多的是惶恐和愧悔。娘的一生，歷經災難，苦惱遠遠多於歡樂；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本應是最為幸福的日子裏，從50年代“反右派運動”之後三年，以及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十年，娘所承擔的苦難是常人所難以忍受的。而究其災難的根源，卻完全是由於她的兒子——我。照老的說法，真正是“不孝兒罪孽深重”。

娘姓周，名景姚，嫁到吳家，改名琴綺，生於1894年，即清光緒甲午二十年，今年應是九十六歲了，出身於浙江杭州的官宦人家。留着鬍子的清瘦的外祖父曾來過北京我家小住，那時我很小，但留有印象，而且是好印象。為什麼是好印象呢?因為聽娘說過，那時女孩子都要纏足，但娘的腳卻沒有纏成祖母那樣的“三寸金蓮”，而是接近於現代女孩的天足模樣。原因是大人給她纏足時，稍一用力她就大聲哭叫，而外祖父立即進行干預，才落得現在接近大腳的形狀。娘是外公的第四個“最小偏憐”的女兒，於是得到比三個姐姐更多的憐愛。因此我也喜歡我的十分慈祥的外公，雖然只有很短時期的相處。

1962年吳祖光與母親周琴綺攝於北京馬家廟家中

父親弟兄三人，伯父行二，叔父行五，父親行三是當中的一個。三兄弟出自江蘇常州的書香世家，都是詩書的行家，尤其父親是詩、書、畫、篆刻的名家，因此交遊十分廣闊。他從二十幾歲便來到北京紮根立業，北京古都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廠書畫古玩店的老人們至今還有人記得吳三爺是頻頻光顧的客戶。由於父親的交遊，家裏經常高朋滿座；客人在家裏食飲亦是常事，因此母親便常常要親自去指揮廚師置辦膳食。而我家還有最受尊崇的祖母是長年素食的佛教徒。祖母的素食則總是由母親親自下廚置辦，從不假手於廚師的。

母親的更重的負擔是今天令人難以置信的。她是一個多子女的母親，生過十五個子女，七個男孩、八個女孩。其中一女三男早年亡故，成長起來的七個女兒、四個兒子則至今健在；最大的姐姐已經七十六歲，最大的男孩則是我，今年七十三歲了。

這樣一個老少三代，多子女的家庭中，母親上有婆母，中有交遊廣闊的丈夫，下有眾多子女，可以想見她的負擔會有多麼繁重。在我的記憶里，家裏日常的傭工除門房、廚師和服雜役的女傭、祖母和母親各從南方帶來一名丫環之外，經常還有兩個到三個奶媽。因為嬰兒不斷出生，而母親卻不能親自給孩子餵奶，事實上她即使能夠餵奶也不可能喂這麼多的兒女的。

娘給我留下的最美的品德是她對所有受雇傭工的友善關係。終其一生，任何人也沒有看見過娘對她的傭人有過哪怕是絲毫的疾言厲色。她忙了一天下來，常常和奶媽、佣婦們坐在一起閑談，是她很大的樂趣。我們家的兩個來自南方的丫環都是在二十歲左右，由娘為她倆選定對象，像嫁女兒一樣陪送了新制的衣物嫁出去的。年長一些的小珠嫁到南方，後來斷了聯繫；年輕些的小玉嫁給在北海公園船塢的職工小陳，幾十年來和我家像親戚一般來往。兩個女孩結婚離開我家時都哭得淚人兒一樣不願離去。對這麼多的子女，娘也從來沒有發過脾氣，更不用說對更多的親戚朋友了。我們家的親朋也很多，父母親有許多表兄弟姐妹，尤其是表妹，也就是我的表姨和表姑們；這些女孩子有時在家裏慪了氣，常常跑到我家來找“三嫂”訴說委屈，娘就常常留她們住幾天，消了氣再回家。這個“三嫂子”是個最可親近的人，在親朋里是出了名的。

祖母是很有威嚴的老太太，在孫輩里最喜歡我，每天下學回家，都是祖母督促我做功課；此外還教我讀唐詩，並且很多年和我睡在一床。她有三個兒子、三個兒媳，都在北京，本來是規定由三家輪流奉養，但是卻和伯母與嬸母都難以長期相處，都是接去不多時就又回到我家，最後終於長期在我家住下來終其天年。那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我在上海外灘租下一棟樓房，把父母親和眾弟妹連同祖母一起從南京接來住在一起的。

近百餘年來，中國戰亂頻頻，百姓顛沛流離，受盡苦難。從祖母、母親口裏，我從小就聽到過她們講述當年所謂“長毛造反”的悲慘景象；而我們親歷的則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在這之前，由於父親作為北平故宮博物院的創辦人之一而經受了後來轟動全國的“故宮盜寶冤案”，由於仗義幫助朋友而受到株連，最後帶領全家老小離開北京出走南方。我至今記得母親在舉家遷徙，默默地收檢大量行李家什的辛勞。父親是一個出手十分闊綽，不會算計的文物收藏家，終年累月除去辦公時間，經常去琉璃廠收買字畫古董，為此長年負債，每年“三節”時候——即春節、端陽、中秋——債主盈門討賬，最多的是古玩商人，也包括糧店、裁縫，乃至書商、飯莊……經常在門房裏坐滿了要債的，弄得全家氣氛緊張。這就聯繫到我前面所說，母親從無疾言厲色，但有時痛苦得淚流滿面，就是對父親的大手大腳，漫無節制地收買那些字畫文物的時候也是如此。父親我行我素，是決不聽母親的勸告的，但因此卻連糧店都欠了債，母親苦口婆心也不見效，就只有以淚洗面了。

至今我還記得的是：學期開始，我們兄弟姐妹連學費都交不上，父親只好寫信給學校要求緩交。信都是由大姐吳珊交去的，大姐覺得太丟臉，只是對娘訴苦，噘着嘴。娘也只落得嘆氣，流眼淚，沒有別的辦法。

一到搬家，和後來的抗戰時期的向西南大後方逃難，這些文物字畫就成了更大更沉重的負擔。照父親的主意，什麼都可以不帶，也不能不帶這些東西，尤其是幾件所謂“鎮庫之寶”的字畫更是緊緊抱在手裏的，看來比孩子還重要。那時候，母親是多麼沉着、多麼穩重!反而是一句怨言也沒有。緊緊地保護着這些東西和她所有的孩子們——這一切都是她的寶貝。千山萬水，千辛萬苦，從北京到武漢，從武漢到南京，又從南京到四川，到重慶，到江安，又回到南京，再到上海……老人和孩子都健在，古玩文物保住了最名貴的。只有祖母，最後是由於年老而過世了。

1949年結束了全國內戰，也結束了百年來祖國大地一片呻吟、血肉模糊的離亂生涯；新中國如旭日東升，滿目祥和景象。我也懷着無限興奮喜悅的心情，辭去香港電影編導的職務，應召回到離別十三年的北京，投入新中國的新興電影文化事業的懷抱，從事“前人所未有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大業。並且在1951年和新鳳霞結婚。1954年用我從香港帶來的一點錢和少量借款，買了位居北京東城最繁華地帶的有十八間房屋和滿院花木的一所四合院。買屋的重大原因之一是把年邁的父母親從上海接來北京做兩老的終養之所，那時父親已因高血壓中風而卧床兩年了。

把父母接來首都北京的頭一件事便是勸說父親把數十年長途顛沛幸得保全的一大批珍貴字畫文物捐獻給國家。因為這幾十年全家大小竭盡心力才得保全的這批文物終於安全抵達從此獲得平安、不會再生變亂的人民首都；可以說由於全家的努力，它們終於有了最後的歸宿。幾十年來父親辛辛苦苦，不惜負債纍纍、竭盡心力收買保存下來的這批文物，其目的原不是為了居奇致富，而完全出於對祖國文物的愛好和珍惜。我沒有想到，我想父親也沒有想到這批文物會是傳給子孫後代的一筆巨大財富。因此我的建議一經提出，父親立即點頭同意，那時父親說話已不方便，吐字十分吃力，但是頭腦仍是十分清楚的。他雖然只能斜倚在病榻上，但仍是熱烈地歡迎了我邀來鑒定並欣賞這批文物的當時國家文物局局長、父親的老朋友鄭振鐸先生和唐蘭教授。兩位文物鑒定的權威人士十分興奮地看完之後同時提出這一批貴重的文物如何計價的問題。我說這是無償的捐獻，不需要任何報償，這是父親和我早已決定了的。在過後兩天由故宮博物院派人來將全部捐獻件清點登記取走，出具收據共計二百四十一件，時間是1955年10月26日。

三十年後的1985年10月8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出版的機關報《人民政協報》上刊載了一篇題為《二十萬件文物回歸記》的文章，列舉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海內外的文物收藏家、愛國人士、外國友好人士向故宮博物院捐獻文物的情況，並發表了重要捐獻者三十個人的名單，其中頭一個名字吳景洲便是我的父親。文中指出：這些人捐獻的都是“一級品文物”。

回想起當年捐贈結束之後，全家都有卸下重擔的輕鬆之感。其中感受最強烈的是娘，她在這轉徙流離的十餘年萬里征途中打包裝卸、吃苦受累、擔驚受怕已經無從計數……而這一回她說：“這才是真正解放了。”

50年代是中國四億人民對民族、對國家的命運充滿無限希望的年代。從百年的積弱轉為強大，從舉國大亂轉為大治，展望前途一片光明。一百年來志士仁人前仆後繼，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換來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是多麼難能可貴，多麼幸福啊!

我正是懷着這樣的無比興奮，無法形容的幸福感，把父親、母親從上海接來北京，同時亦來迎接這樣甜蜜溫暖的新生活的。但是絕對不能預料的是這個新興的國家為什麼會對知識分子好像無法容忍，屬於針對知識分子的批判運動，一個接一個地開始了：《武訓傳》的批判，《紅樓夢》的批判，“胡風事件”的批判……還只是針對一些個人或少數人的批判，發展到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就擴大為針對全中國知識分子的批判了。當然，“批判”知識分子的也全是知識分子。這裏面，我是屬於揪出來示眾被批判的一個，更為嚴重的我竟成為全國戲劇界最為重點挨批的一個。開始的時候我完全糊塗了，完全不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不是偉大的領袖發出莊嚴的號召，要求全國人民幫助共產黨整風嗎?要求大家對黨提意見，指缺點，提建議嗎?再三指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但是在種種的“誠摯”而又“謙虛”的動員之下提意見的愛黨愛國人士，轉眼間被提出了一個“這是為什麼”的問題，緊接着便被打成了“反黨、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反右派”成為一個運動，一個席捲全國的運動。

按理說，就我一家而言，“右派”的比例不算太大，我兄弟姐妹十一人，其中長姐遠在建國之前便去了台灣，十人中除我被打成“右派”之外，還有我的一個小七妹由於“反右”前在雲南接待我的來訪，從而傳播過我的一些片言隻語亦被株連劃為“右派”。畢竟十人之中只佔了二人。然而我是大哥呀!小弟弟小妹妹脫不了干係，其中一個被保送出國赴蘇聯留學的小弟竟被命令回國接受審查達數月之久，最後被清洗思想之後才得倖免。

但是最為悲慘的是我還株連了妻子。這個自幼從南方被賣到天津，在貧民窟長大，六歲學戲，十四歲成為主演，以其卓越的天賦，不數年征服了萬千觀眾，名噪海內外的天才演員，在作為丈夫的我被打成“右派”之後，居然有一位中央文化部的副部長(劉芝明)召她去談話，當面下令，要她與丈夫劃清界限，離婚，便可入黨，否則要“承擔後果”。

然而連我亦感到意外的是：這個生來膽小怕事，照她自己所說的“舊社會怕警察，新社會怕幹部”，連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頭的新鳳霞，這一回面對一位來自老區的主管部長、大幹部竟自“不買賬”，公然抗拒，不願和“右派”丈夫劃清界限。在聽到要把她的丈夫遠遣邊荒之後，竟說：“要等他回來。”“等多久?”“王寶釧等薛平貴十八年，我等他二十八年。”副部長安得不怒?拍桌子，把她逐出辦公室。

一路哭出中央文化部樓上長甬道的新鳳霞怎麼也想不到，第二天去劇院上班時迎頭看到的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對着大門的是一幅很大的漫畫，畫一個戲裝的相府小姐抱着一個身穿中山裝的吳祖光，滿面流淚地哭喊：“我等你二十八年呀……”然後全院開大會批鬥，宣佈新鳳霞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戴上了“右派”帽子。

但是劇院仍要指靠新鳳霞演出賣錢。只要是新鳳霞主演的劇目登出廣告，立即滿座。她不參加的演出，則門可羅雀，無人問津；但是後台還要貼上大標語：“右派分子吳祖光的老婆新鳳霞不要翹尾巴!”每晚演出結束，場內觀眾熱烈鼓掌，要求演員謝幕時，誰也不知道，他們熱愛的新鳳霞已經被“革命同志”勒令去打掃廁所或是清理後台、倒痰盂去了。

60年代初全家福，從北大荒回京

在那以後，我被遣送到極北邊荒的北大荒，沒有期限，不知何日歸來。妻子為避免不測的傷害——那些同台的演員、包括合作十多年的夥伴，一下子都換了一副敵視的眼光——在丈夫遣走之後立即搬到劇院去過集體生活了。

後果是什麼呢?我的重病的父親，三個年幼的子女，一座十八個房間的四合院，全副重擔落在了母親身上。

三個孩子，最大的吳鋼，幼小時由外祖父母照顧較多，現在則由祖母照管了；二子吳歡則是出生不久便被送到上海由祖母代管撫養，正如我小時最受我的祖母寵愛而有幾年受祖母教養一樣，和婆婆感情最深；小女兒雙雙也全交給了婆婆；另外，還有一個女孩是我六妹的女兒能能，從小在我家長大的。於是母親除要照顧病癱在床的父親之外，全部接受了四個孫兒孫女和外孫女的沉重負擔。

我至今記得1958年初春，天氣陡變嚴寒，大雪漫天，我被勒令遠行北大荒。頭一天的深夜，娘走進我們房間對我說：“你好好走，家裏只管放心。我一定幫着鳳霞替你看好家，等你回來。你放心，放心。一點也不要擔心。”

娘重複地說著“放心，放心……”我有九個弟妹留在災難頻頻的祖國大陸，但誰也沒有我的災難深重，都具備奉養老母的條件，但娘信守諾言，應付種種艱難，一步也不離開我家。

在我離家的三年裏，鳳霞單身住進無數雙敵視眼睛的劇院，只在周末和節假日裏回家匆匆探視老人和孩子。這是怎麼回事呀?百思而不得其解，實在不知道是犯了什麼罪?

當然，很快對此就有了答案。據說號召大家對黨提意見，然後把提意見的人打成“反革命右派”原來是一種策略，一條妙計，叫做“引蛇出洞”。然而從此以後，萬馬齊喑，隱瞞真情，專說假話，再也聽不到真話了。成了這樣的狀態，其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後的三年，我被流放，鳳霞被迫離家去做那受虐待、受唾棄但仍要承擔主演繁重任務的可悲角色。我家的朱紅大門上經常會被鄰居塗上大字，什麼“大右派”、“反革命”之類的侮辱性名詞，甚至有人會來欺侮我家年幼的兒女……這一切沉重壓力都壓在母親一人的身上。

三年不是一個短暫的時間，孩子們都正在成長期，加上一個病殘的老人；母親不單是負重而且還要忍辱，這真是從何說起?但老人卻一步步走過來了。

1960年底臨近新年的時候，我闖關萬里，居然“幸獲”生還——因為有不止一個同時遣送北大荒的同難者就此埋骨荒原、魂歸絕域，再也見不到親人了。相比之下，我竟成了幸運者。

60年代初期那幾年，我過了一段比較平安的日子。我於1960年底從黑龍江虎林縣回到家裏，與母親、妻子、兒子、女兒終於團聚，但永遠失去了父親。三年以前大雪紛飛，走向北大荒萬里征途的早晨，我身負行囊去父親住室向老人告別時，老人根本不知道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向他告別，他只是向我點頭笑着。父親的笑是他留給我的永遠的回憶。

母親已是滿頭白髮了。她亦是用滿面笑容迎接我的歸來。她說：“我現在可以把鳳霞、大牛(長子吳鋼的小名)、歡歡、雙雙，還有能能都交給你了。”

1962年吳祖光、新鳳霞和吳祖光的母親周琴綺於北京馬家廟家中

接連幾天，素來不多言語的母親，坐下來便講述三年來含辛茹苦撫養孩子們的往事。譬如這個三年還是近代史上罕見的“災荒”的三年，國家分配的糧食遠遠不夠吃的，全家經常處在飢餓狀態里。每個月發工資時，鳳霞要從劇院裏送錢回家住一晚再走。這時，當家作主的婆婆便細心地、幾乎是數着糧食下鍋。吃飯時總是先把鳳霞的碗盛滿，並告訴孩子們：“媽媽演戲非常辛苦，所以先要吃飽些。”然後才依着年歲大小分給每個孩子一份，最後留給婆婆自己的就是最少的一份。有一次小雙雙的碗沒有端好，打翻在地上了，搪瓷碗沒有摔破，但是米飯連菜湯全潑掉了，孩子們把地上的飯抓起來往嘴裏送，顧不上地下有泥土……這真是一場慘劇，但現在卻當做笑話來講了。

飽經憂患的母親永遠是穩重的、寬厚的。過去的總會過去，沒有抱怨，更沒有憤怒。提到還沒有完全好轉的飢荒年月，母親說：“早就聽說外地災荒的悲慘事，河南的一場‘荒禍’一個省就餓死了多少萬人。比起來我們過的就是神仙日子了。”母親又永遠是容忍的、知足的，是典型的中國安善良民的性格。

正如母親說的“過去的總會過去”，60年代的前半期確是比較安定下來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在逐漸好轉，社會亦好像走上了軌道。就我家說來，一場滔天大禍之後重獲安寧何其可貴可喜!中國的億萬老百姓是最會滿足現狀的，“平安即是福”，即使是小小的平安亦會教人忘懷過去了的災難。然而事情卻總是向著人們的意願逆施倒行，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竟出了一個陰毒兇險、集天下萬惡於一身的女妖江青，並從而形成一個為禍十年的“四人幫”，把剛剛復蘇的中華大地推落到萬丈深淵。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祖國大好河山頓時血肉模糊，慘不忍睹。轉眼之間，我又成為戴罪之身，人身失去自由，全家被抄得底朝天，屋頂被挖通，牆壁被掏破，地板也撬開，說是要搜出暗藏的電台和武器……年輕的學生變成了暴徒，住在近處的高幹子弟幾次隨便出入我家順手牽羊把喜愛的小物什拿走……我和妻子再次被拘押，一家重擔又落到比“反右”之難時更加年邁的母親身上。母親不但要照顧孩子們，連被拘押的兒媳的一日三餐都要送去。幸而孩子長大了，已經十歲的小吳雙居然能夠從和平里乘無軌電車換公共汽車送飯到媽媽的拘禁處，而且還能以不卑不亢的氣概對付那些無理取鬧的造反派紅衛兵們。

誰也料想不到，這種惡毒專橫、荒唐愚蠢、殘酷暴虐、顛倒黑白的名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竟會延續了十年之久。

“文革”一開始我和許多同難者一樣又失去了自由。除去其中的1969年得到約一年時間的自在逍遙之外，約八年時間被隔離監管，不準與家人親友聯繫，更不用說相見團聚了。“四人幫”一夥無法無天，恣意橫行以至於此，真不知道要把這個國家糟蹋成什麼樣子。

不幸中之大幸是妻子比我享有了較有限制的自由。這個為千百萬觀眾熱愛的演員在幹什麼呢?她每天上班是下到地底二十幾米深的地方去挖防空洞；冰冷潮濕，挖地不止，竟是一直挖了七年之久。然而畢竟她得到了每日下班后回家的自由，周末亦可在家休息。這樣，婆婆每天到了晚上或星期日幹家務總算有了幫手，但只是擔心她的兒子——我這個長期受審查者的安全。

母親的十一個子女散處全國各地，在北京的除我之外也還有三個，但母親由於我的所謂“政治問題”而形成的不盡災難，堅守諾言不肯離開我家，長年獨力支撐危局。在我們夫妻二人想到母親的恩情和辛苦艱難就要感動落淚的時候，居然發生了一件使我萬難料到的事情。

遠在南部邊疆地區工作的四妹在我家生活上由於所謂的“政治”原因而長年陷入十分艱難困苦的境地時，致書給分佈各地的姐妹兄弟，指出很久以來母親與50年代起就被劃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大哥住在一起，直至如今“偉大的文化大革命”時代依然沒有絲毫的政治覺悟!因此發出號召，警告姐妹兄弟們與老母劃清界限，再不要有任何的接觸往來。

有這樣一位階級立場堅定，革命意志旺盛的同志出現在我們姐妹兄弟之間，應當是我們吳家的光榮吧?然而遺憾的是她的號召似乎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大多的同胞手足都和母親，甚至大哥大嫂保持來往。誰能和大家最親愛的母親斷絕關係呢?這或許是我那工人階級出身的四妹夫的主張吧?但他們兩口子似乎缺少戰鬥到底的決心，革命號召沒起作用，也就罷了。

手足情戰勝了“階級情”，這亦使人不勝遺憾。接到信的兄弟不但沒有響應號召劃清界限，而且告訴了大哥這樣的“階級敵人”。他們可能想過：要和老娘劃清界限，首先要讓娘和大哥劃清界限，但娘是絕不會這樣做的。於是四妹的革命號召落空了。

“文革”還在繼續，迫害也還在繼續。1975年由於我所在的靜海團泊窪“五七幹校”結束，我得以被解除禁閉回到家裏，但是妻子新鳳霞卻由於長年在深達數十米的地下挖防空地道而患高血壓病，雖然醫院開具休假證明，她的劇院的女書記仍不准她休息，反而說：“我的血壓比你還高，不是也不休息，還堅持工作嗎?”於是到這年年末的一個早晨，頭一天接到任務，要到北京郊外的平谷縣參加勞動，她忙着準備過冬的行裝，母親也戴上老花鏡幫她縫製棉衣……第二天要出發了，清早起床，剛把行李整好時，一跤跌倒，急送醫院，被診斷為腦溢血，住進了西四羊市大街的人民醫院。

當晚我從醫院回到家裏，從來十分鎮定的母親悲不可抑，流着淚說：“鳳霞太累了。我沒有照顧好她……可是幸虧你回來了。”

此時此刻，娘居然說這樣的話!任何時候，娘都具有無比強烈的責任感，這隻有增加做兒子的慚愧。那年娘已經八十一歲，這樣一來，原來鳳霞能夠分擔的一些家務事又都堆到了娘的身上。

兩個月後鳳霞病況穩定了，出院回家，但是行動艱難，左肢偏癱，已不能做任何勞動。這個在舞台上活躍半生，名滿天下；加之生命力旺盛，生活能力過人，衣、食、住、行樣樣不須假手他人的好媳婦如今已經失去了全部能動性，連卧床、起身都要別人幫忙了。

兩年之後，經過一次腦血管造影，鳳霞的病被確診為“腦血管不全栓塞”。人民醫院的診斷是錯誤的，但是已經無法挽回；動手術不能保證安全，只得承認這個現實了。但這個病人具有十分頑強的意志，她學習走路，由於右肢完好，又堅持用這隻完好的右手學習寫作，揀回二十幾歲時曾和公公與義父齊白石大師學過一段繪畫的技法又開始作畫，持之以恆，成為一名出版了十多本書的空前絕後的民間藝人、從文盲苦學成材的女作家和業餘畫家。

她的第一幅自己認為畫得比較像樣的桃子是獻給婆婆的。

但是婆婆卻顯然日漸衰老了。在婆媳兩個都卧病在床的時刻，同住在北京的六妹看到我家兩代病人的負擔，和我商量把母親接去她家照料。於是母親離開了我家。

時遷歲改，事情終於逐漸發生了變化。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在1961年宣佈摘掉的，但那以後的一長段時間裏，叫做“摘帽右派”，顯然還是“右派”。“文革”十年又被“審查”了十年，備受凌辱，妻子、兒女，以及老母都受株連。除在台灣的大姐外，其他九個弟妹亦大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影響和迫害。直到1979年，中央主管部門正式發佈文件“改正錯誤”。1980年再發佈文件“徹底平反”。

從1957年開始，我被劃為“反革命右派分子”至1980年“徹底改正平反”止，共為二十三年整。二十三年裏我始終不理解我到底錯在何處?從心底不能接受加在我身上的罪名。二十三年之後才真正明白，而且證實了：我沒有錯。

我受了二十三年冤枉，禍延全家，尤其是害苦了母親。母親於1982年病重逝世。“若可贖兮百其身”，只能留下終世的遺憾。在我這個小家的每一天危難的時刻，母親寸步不離，受盡苦難。她假如住到其他任何一個子女家裏都不會冤枉受這麼多苦，但一言既出，歷二十三年而不渝。而在她受盡疾病折磨的時刻，在她最終瞑目長辭人世和親人的時刻，我卻在劇場裏看戲。聞訊趕到垂楊柳醫院，親愛的母親永遠不再回來了。

至今又是八年過去了。人生的苦難似乎還沒有終止。每一想到母親，便難忍心中的苦痛和愧悔。這種心情是我雖然早在兩年前便收到徵文信，而自己也早就想寫母親卻久久寫不出這篇紀念文章的原因，因為我無論如何也寫不出母親的善良、寬厚、堅貞、仁愛和施加於我的永世的恩情。

唐代詩人元稹追思妻子寫過三首“悲懷詩”。把他人懷念妻子的詩句移來懷念母親或許是不敬的，但我對母親卻具有同樣的感情：“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願母親在天之靈饒恕她負罪的兒子。

1990年12月25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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