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父親?（圖）

天降王師壺漿迎，

江東父老望旗旌。

渡江五月驚奇略，

橫海千軍掃逆鯨。

三載鏖兵除暴政，

萬民額手頌新生。

秦皇漢武都陳跡，

從此趨風毛澤東。

1949年春，解放戰爭接近尾聲。由於國民黨戰犯集團暴露了偽裝和平的真面目，拒絕在已經約定的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解放大軍萬帆競發席捲江南，一舉傾覆了禍國殃民的蔣家王朝。

身經滿清封建帝制、民國肇興、北洋軍閥和國民黨腐朽政權，半世為官做吏、歷盡滄桑、心力交瘁的我的父親——景州先生當時五十八歲，一年前辭去了南京政府的官職，閑居卧病春申江上，以書畫為生。卻在烽火聲中的5月25日走出北四川路餘慶坊的家門，去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到來，並且滿懷激情地寫下了上面的這首七言律詩。

吳瀛、周琴綺夫婦

由於老一輩人死亡殆盡，今年高齡八十九歲的母親身體已經十分衰弱，兼之極度耳聾，我已很難了解父親青少年時期的情況了。在與父母親共同生活的我的青年時代又沒有想到做一些了解父親上述情況的工作，因此我對自己父親的了解也是很不全面的。我只知道父親生於1891年的春天，在他進入社會之前曾就讀於當時“湖北方言學堂”，這個由張之洞創辦的大學堂大概是中國最早專修外語的高等學校。父親讀的是英文專業，畢業之後他被任命到現在遼寧省的遼陽縣去做一個中學的英文教師。我最初知道父親的這個第一個職業是聽我的中學國文老師楊晦告訴我的，他是當年遼陽中學我父親的學生。

聽到楊先生告訴我之後，我才去問過父親：他在遼陽中學任教一年之後，和這個學校的校長發生了一場爭論，一怒辭職。當時他的很多學生，包括楊晦在內都曾經極力挽留他，向學校當局提意見，表示要和這個年輕老師同進退。但是父親堅決離校，一人來到北京。

那時是什麼年代我不清楚，倒溯我的年齡，至少是我出生前的三四年，應是1914年以後。父親到北京是來投奔他的舅父庄蘊寬先生。我的這位舅公是一位大人物，科舉出身，歷任軍政要職，以為官嚴正，不畏權貴著稱於時，並以詩文、書法名家。由於庄的援引，父親進入了當時的北洋政府，開始了他一生的宦海生涯。

父親的官運並不亨通，據我回憶中的印象，他工作認真，為人耿直，因此不免會觸犯一些他不喜歡的人，乃至他的上級主管，因此升遷很慢，他在20年代做的最高官是京都市政督辦公所的坐辦，大概是當時的北京市政府的第三、四號人物，相當秘書長，后參與創建北京故宮博物院，任接收代表和常委、《故宮周刊》主編，是抗日戰爭時期文物南遷的總押運官之一。可以說是中國文博界的開創者。這是我兒時的記憶，也可能是不準確的。30年代後期到40年代，曾做過湖北民政方面的官吏，最後擔任抗戰時期以至日本投降以後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參事等職，在舊官場中，始終只是一個幕僚人物。

但父親本是個不宜做官的人，他熱衷的是讀書、做詩、寫字、繪畫、刻印，並都有所成就。此外他最有興趣的是收購古玩字畫碑帖，他一生工資收入大部分都送給了古玩鋪。我至今記得每年“三節”，即端陽節、中秋節、春節，古玩店夥計來家要賬，在門房裏坐了一屋子人，儘管還是客客氣氣，但由於要不到錢賴着不走的情景。甚至於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學年開學時，竟由於父親買古董把錢花光負債纍纍，連我們的學費都交不出來，只得寫信給學校要求緩交，弄得我這小學生都覺得臉上無光。生性溫柔善良的母親對父親從來百依百順，但為此亦不止一次由於婉勸不成而生氣、而哭鬧流淚，弄得全家愁雲密佈，鬱鬱寡歡；但一家之主的父親卻依舊是家裏的權威，依然大把花錢，從古玩店抱着破爛的古董、字畫回家欣賞，毫無悔改之意。

因此，在他一生當中，他感到最有興趣的莫過於從1924年至1934年整整十年當中的故宮博物院的職務。這是中國人民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壓迫之下，一舉推翻滿清帝制，並將封建王朝的宮殿寶庫向廣大人民群眾徹底開放，公諸於世的壯舉。在故宮博物院裏收藏着中國有史以來的奇珍異寶、典章文物，歷代書畫篆刻、能工巧匠的稀世傑作。這對父親說來具有無與倫比的迷人的魅力，從接收清宮文物的開始他就興緻勃勃地投入工作。開始他只是由於內務部的主管來兼顧故宮博物院的創辦工作；後來甚至離開了自己的本職，以故宮為主要的職務了。但是他不可能預見到，這個故宮博物院，以它本身具有的特性註定了是一個不祥之地；一貫熱情戇直乃至帶有幾分傻氣的父親由於客觀存在的種種難以預計的情況，如他自己所說，“由於幫助地位以至身被羅織，名列法網”，跌進了一個不深不淺，十分惱火，而又無可奈何，哭笑不得的陷阱。

父親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於為了他的一個“同患難而觀點各異，親而不信的總角之交”引起的。從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宮博物院院長——乃是一個薄情負義的朋友。但是父親卻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於易的受冤含恨，抑鬱棄世，父親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沒有忘記為我們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之後，父親為這件事還給新的人民政府的領導同志寫信呼籲。我們尊敬的董老必武同志還親自登門來拜會過我的父親。

吳祖光18歲時與父親吳景洲(左)

為了申雪易寅村的冤案，父親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謂念茲在茲，時刻不忘。這本《故宮二十五年魅影錄》是他在全國解放前一年辭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的職務、和腐朽沒落瀕臨潰滅的國民黨政權徹底決裂以後，完成寫作的對這所謂“故宮盜寶”冤案的詳盡記錄。

全國解放之後，父親被陳毅元帥請去任命為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他懷着十分振奮感激的心情為這個本來可以安居休養的名譽職務熱情工作和奔走着，卻終於在一次因公外出時以腦溢血而病倒。他右肢癱瘓，語言困難，但依然不曾忘記對易案的昭雪；見到無論是生人熟客時，三言兩語也要吃力地談到故宮往事，家人對此攔也攔不住他。父親卧病達八年之久，1955年，在他病倒五年之後，我接他從上海來北京同住，那時他雖然行動步履十分艱難，卻仍用左手寫字作畫，吟詠詩詞，表現了十分頑強的精神毅力。他一生富有同情心，忠於友情。1958年10月，在病榻上見報載他的老友鄭振鐸先生因飛機失事遇難，痛哭不能遏止，腦血管再度溢血，病情急劇惡化，卧床不起，於次年5月14日去世。

父親去世的前一年，我被“反右”之難，遠戍北疆；聞聽噩耗，申請返京奔喪而不獲批准。因此在那年早春一個大雪滿天的夜晚，離家北行拜別父親就是我和他的最後一面。那時他口齒不清，沒有說話，但卻是滿臉笑容，留給我的最後印象是歡喜的，沒有悲傷。

父親的個人愛好——收藏以書畫為主的古文物，直迄中風病倒以前一直沒有改變。1937年“七七事變”父親率領全家倉皇避難入川，萬里征途之中他寧肯將衣物箱籠大量棄置，卻精選一部分心愛的書畫不辭艱險帶在身邊，尤其是他所謂“鎮庫之寶”的三幅大畫：吳道子西旅貢契圖、呂紀福祿圖、黃石齋山水，都是用黃綾包裹的精工裝裱，幾乎是形影不離地帶在身邊，當然，經過這一轉徙，文物損失慘重。然而到了四川之後，經過轟炸和多次搬遷，稍得安居時，他又開始逛古玩店，把舊字舊畫、古玩玉器抱回家來。真是本性難移，頑固至極。待我把他接來北京時，他已經卧床四年，我和父親商量，提到鑒於這一批古舊文物今後保管的困難，建議全部捐獻給國家。他不暇思索，立即同意，並約請當時主管文物的鄭振鐸和唐蘭同志來參觀鑒定，將所藏二百餘件古文物無償捐獻給故宮博物院。他高興地說：“交給國家，比我自己保管要安全得多了。”父親一生歷經三代政府，有如長夜行路，歷盡坎坷，到他的晚年才找到他最信任的共產黨的人民政府。

父親的一生，在我的記憶里，他每日伏案揮毫，或寫或畫十分勤奮，儘管這都是他的業餘活動。他的著作出版計有：《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中國國文法》，話劇《長生殿》、《蜀西北紀行》等。

他的最後遺作《故宮二十五年魅影錄》，實現了他耿耿於懷、對含冤而死的亡友半生未了的心愿。這本書對當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的經過有詳盡、具體的描述，對國民黨上層人物承襲過去封建官場的黑暗腐敗、勾心鬥角也有細緻的刻畫，包含有豐富的歷史資料。

父親一生中還寫了相當數量的詩詞和題畫詩，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一場浩劫，至今在我身邊只剩下從1946年以後的一本詩作了。

寫這篇文章，勾起對逝世二十三年的父親的無限哀思。

1937年我初入世途，任職於當時的國立戲劇學校。因抗日戰爭起，遷校於長沙，父親從武昌寄了一份東北抗日義勇軍烈士苗可秀的文字材料，並寫信給我，希望我用這個題材寫一個話劇劇本。我以初生之犢的勇氣，按照父親的囑咐寫了我平生的第一個多幕劇《鳳凰城》，並從此開始了以寫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現在以這篇短文為父親的遺作註解，也作為對父親永遠的紀念。

1981年11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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