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寒梅落盡香如故(3)

“孫紹策不是人！不是人！……”字音輕微，吐出的憎恨怨毒絲絲縷縷佈滿了整個卧室，是我從小到大從未感受過的沉重和悲愴。我睡意全消，關閉了燈，讓母親安睡。我想，我的母親可是從來不會仇恨一個人的啊！三年前的舊事重又浮現，孫紹策為何要給一個未諳世事的女孩看外國的《金瓶梅》呢？寒意像一條長蟲躥上了我的后脊，從頭到腳的冰涼，全身打戰……1965年我已分配在人民日報社工作，那一年我和小程結婚了。母親說等過了年以後攜弟弟北上為我補辦儀式。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突然收到上海寄出的一張高額匯款單：一千五百元。母親在匯款人留言中寫下了祝福。母親來不了北京了。她成了執行文藝黑線的代表。弟弟信中說家被抄過了，僅存的三兩黃金也被抄走了，客廳被封了，母子倆窩居在一間卧室里。收下吧，按當時的革命形勢，就是與母親划不清界線；若退回去，那便作成了母親轉移財產的罪名。我真害怕連累了“根正苗紅”的小程，可是他卻說，如果還沒有結婚，或許會重新考慮，但此時已成為連理枝比翼鳥，就要共患難。這時他還在北外學習，藉著大串聯他溜到上海，把一千五百元放到母親掌心裏。不是去劃清界線嗎？可到了那裏，小程忍不住天天去陪她。站在母親面前的是一個瘦瘦小小的看上去一風都能吹倒的單薄的男孩，但也許心靈的力量與體魄無關，勇敢的關愛是靈魂最不堪重負時候的陽光和希望。令人想不到的是一個被國家培養了二十年的北大高材生，第一次運用自己的才學不是為建設服務，而是幫助岳母寫檢查，字斟句酌地想如何能夠過關。能夠過關嗎？不能。“檢查”寫得再好，也只是檢查而已。靈魂觸及得再深，造反派也不會認可，大勢如此。個人，充其量只是烈日底下的一滴水。試想，一個堂吉訶德能阻止風車的狂轉嗎？離別時，母親親手替小程穿上了一件簇簇新的中山裝，無限依戀地對這個依然是一身鄉土氣的山西女婿說：“儂真好。”事後才知道，小程去時，家裏已一貧如洗，劫后餘存的只有弟弟褲兜里的十元錢和母親錢夾里的四角錢。我如何能想到本想與母親劃清界線的一千五百元竟成了母親和弟弟的活命錢。錢啊錢，到底有什麼用？舊社會演戲為謀生，為攢錢，有錢就有安全。新社會，母親演戲為養團，幾乎散盡了所有的積蓄，哪知道維持生命依然離不開錢！那個年代，“左”不但是時髦，更是空氣，並或多或少地溶解於每個人的血液里。“文化大革命”之初，我母親依然像個不諳世事的學生那樣單純，黨支部開會，她問：“運動了，要整人了，整啥人，能告訴我嗎？我也是黨員么。”幾天後，她才發現所有矛頭對準的是她。1966年我為了幫助母親，寄了一張大字報給努力滬劇團，以為是幫助了摯愛革命戲的母親，但哪知我的大字報在努力滬劇團貼出不久，我們報社就收到了一疊大字報，揭發我保母親顧月珍。大字報佈滿了報社一條走廊兩邊的粉牆，使我瞬間出了“名”。接着，我從革命青年的隊伍里被“清”走了，先是去給大串聯的學生當火頭軍，後來便是優先走“五七”道路，下鄉下農場。我曾借出差的機會回上海，每天望着母親帶着恥辱，帶着創傷，帶着欲哭無淚的悲慟回家。我殷勤地幫她寬衣、洗漱、服安眠藥，看她依稀睡去。我多麼想，多麼想用頭顱去叩擊巨大的風車，然而那滿牆滿院的大字報擠壓出我靈魂深處的膽怯，我不敢過問母親身處的逆境，唯恐一旦觸及引出她更大的傷痛。其實“引出”才是對的，發泄和傾訴雖然改變不了母親的處境，卻是能通過溝通減輕心靈重負，能幫助她抗住外部世界的高壓，堅持到狂飆逝去的一天。出差總有歸期，我要回京了，分手時母親輕輕地撫摸我的肩頭，問我：“儂工作的《人民日報》是黨中央的機關報嗎？”我不知道母親是什麼意思，茫然地點點頭。母親又問：“是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工作嗎？”我思緒紛亂，三言兩語如何說得清這一切，我又稀里糊塗地點點頭。孰料母親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蒼白的兩頰升起兩朵紅雲，枯澀的雙眼漸漸閃出曾經是那樣熟悉的熠熠光彩。她的話清澈如泉情濃似酒：“阿波囡，儂要記牢，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工作，就是頂大頂大的幸福！”母親的目光凝視着遠方，像是穿透了濃霧密障，看見了北京城，看見了偉大領袖**。我傻了，我呆了，打死我我也想不出母親會這樣理解“幸福”，要知道，她每天戴着“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日日處於被批鬥的泥淖，依然不忘一生所求的三大願望。我的眼淚嘩嘩地下來了，我分不清是為母親還是為自己……回到北京，我也因借出差回家探視母親處於政治高壓之下，為了表明革命立場和洗刷自己的清白，我卡斷了對母親和弟弟的供養，甚至中斷了平安家書。我能原諒自己嗎？不能！此後便成了我永遠的一塊心病，良知總是在我靈魂安寧的時日來嚙噬我。但血濃於水的親情能像一根木頭那樣折斷嗎？不，永遠不會。親情像藕，哪怕是被快刀一刀切斷了，依然絲連着絲，絲絲縷縷的根存在於血液里。1969年嚴冬弟弟來信，說家中已無可典當，無錢購買禦寒的衣服。若非山窮水盡弟弟不會告急。這時候我一邊流淚一邊速速寄上一百元，至於“界線”“立場”，統統見鬼去吧！很快弟弟來信告訴我，母親穿上了新買的棉毛衫褲。我的淚水長流，我的心永遠疼痛，我自責自己的自私，自責自己的懦弱，我總想彌補，彌補對母親的虧欠。忽然間一紙電報“母親病危……”1月14日下午5點上海火車站，暮色蒼茫中，弟弟的身邊站着父親，傴僂，萎黃，幾近槁木，昔日的風采已蕩然無存。我強壓酸楚，急急要求直接去醫院看母親。他們一齊緩緩地說：“天黑了，回家放了行李再去。”我說：“我沒有行李，隨身只一個小包，先去吧。”他們又說：“探視時間已過。”還是執拗地拉我回家。我看看弟弟再看看父親，兩張麻木的臉，像木偶，像演布袋戲，甚至說話的聲音都那麼虛虛的。等走進石門二路卡德公寓402室的顧宅，弟弟的淚珠一串串落下，劈劈啪啪砸向地板，爆裂出一句驚天動地的話：“姆媽死了……”我暈眩，我痴傻，我再也聽不見任何聲音，只見弟弟的嘴唇在翕動，弟弟吐出的聲音糾結成一團團一球球慘白的冰霧，砸下來凍僵了我的心，凍結了我的淚。我冷，我怕，我戰慄，白茫茫大腦一片空白。不知為何，父親和弟弟陪我走向熟悉的廚房，推開通向後陽台的小門，弟弟指着一隻小板凳，涕泗滂沱，絮絮叨叨，我恍然明白，這張小板凳是母親在人間最後的立足點。天下之大，能容下的只有……一隻鐵手捏碎了我凍僵的心臟，一片片，一星星，像冰屑撒落，我踩上板凳，猛推開窗戶，尖利的北風像死神張開黑色的斗篷，四隻胳膊緊緊地抱住我，把我拖離那個家。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