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歷史但未改變(1)
1998年7月23日清晨，當莫妮卡在洛杉磯她父親的公寓中醒來時，她一度充滿了期待，十分興奮。
這是她的25歲生日，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她期待與朋友和家人一起慶祝。
嘉芙蓮·奧爾黛·戴維斯特地從波特蘭飛了過來，她母親和彼得·施特勞斯也從紐約來到了她身邊。
考慮這一天計劃的時候，她有些煩惱，因為她擔心嘉芙蓮和她的朋友內莎·迪曼·埃布蘭德——她們以前沒見過——也許會處不好。
這時，她接到了普拉托·卡切里斯的一個電話。他對她說，他想先和她父親召開一個電話會議，然後再提供有關手頭這個案子的任何細節，他的語氣中透出一絲不祥的兆頭。
但這時候伯尼正在為一位病人動手術，所以他們不得不等待一個多小時。
在焦急的等待中，莫妮卡的第一反應是，斯塔爾故意等到她生日這天作出指控她的決定。
自從5月的指紋檢查以來，她受到犯罪指控的可能性看上去更大了；這種威脅一直浮現在她的腦海里。
似乎甚至連她的新律師
“夢之隊”——傑克·斯泰恩和普拉托·卡切里斯——也無法幫助她擺脫顯然是無法避免的指控。
現在，在等待伯尼從手術室里出來的時候，她有充分的時間回顧一下過去幾個星期以來她的案子的起起伏伏。
6月初，她花了整整五天時間向她的新律師隊伍進行陳述。他們相信，她是一名非常可信、直率的目擊者，聰明而略帶一些天真，與一個攻擊性的機會主義者的近乎普遍的形象有着天壤之別。
然而，迄今為止他們還沒有能夠說服斯塔爾。在6月9日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和莫妮卡的律師進行的一次會談中，斯塔爾的副手鮑伯·比特曼強調，她面臨的作偽證和妨礙司法公正的指控很嚴重。
他在一封信中進一步明確了這一點，這封信宣稱，獨立檢察官辦公室在作出任何可能的豁免決定前必須對莫妮卡進行質詢。
6月中旬，伯尼飛到華盛頓，與莫妮卡、她母親、朱迪·史密斯和律師隊伍在水門她的公寓中開了一次會。
那時，所有來自斯塔爾的模糊跡象都暗示，他更傾向於指控莫妮卡。她母親、姨媽、最親密的朋友、以前在白宮的同事被迫在一個刑事案件中，而不僅僅是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反對她——這樣一個夢魘似乎更近了。
在這個等待的遊戲中，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曾經度過了一段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那時馬利蘭州檢察官宣佈，開始調查琳達·特里普在沒有得到莫妮卡同意的情況下擅自為她錄音的做法是否違反了州法律。
這個消息讓萊溫斯基一家人非常高興。
“我們家裏的每一個人都希望琳達·特里普晚上睡不着覺，擔心自己會進監獄。”莫妮卡說，“因為那就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我激動萬分，高興得活蹦亂跳。當時我的感覺是，正義會取得勝利。”在莫妮卡和她的新律師隊伍等待獨立檢察官辦公室接下來的行動時，顯然時間對於這位獨立檢察官非常珍貴。
7月17日，斯塔爾創造了歷史：他向總統發出了一張傳票，命令他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
現在，在調查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之前，他需要能從他潛在的明星證人那裏得到的所有信息。
四天後，斯塔爾打電話給斯泰恩和卡切里斯，問他們是否可以在7月23日——莫妮卡生日當天——與他在馬利蘭他道德顧問薩姆·達什的家中共進早餐。
在那次會談中，很明顯斯塔爾非常迫切地希望與莫妮卡進行一次交談。
不僅如此，在經過六個月的反反覆復后，他似乎已經準備好給她一份豁免協議。
她最壞的擔心沒有發生，相反，她最好的希望就要實現了。會談結束后，普拉托·卡切里斯回到他在華盛頓的辦公室，把斯塔爾的生日禮物傳給莫妮卡。
現在，在與她和她父親的電話會議中，他說，他和斯泰恩相信斯塔爾準備給她罪行豁免權——也就是說，無須接受有關這個案件的任何一項指控——但是他們希望她接受所謂的
“一日女王”提議，以便他們可以評估她的可信度。在
“一日女王”規則下，證人告訴檢察官他/她所知道的一切，而無須擔心受到任何指控。
卡切里斯還說，薩姆·達什——一位著名的民主黨人已經介入了這個案件，這立刻會讓每個人都舒服很多。
在所有這些情況明了后，這位律師要求莫妮卡7月27日星期一去紐約與斯塔爾的副手們和達什會談。
他強調說，這必須絕對保密。莫妮卡則堅持，斯塔爾不能讓那些在1012房間中恐嚇過她的副手參加會談。
這個消息似乎還不能提供足夠的慶祝理由，但隨後卡切里斯又打了一個電話過來，給了她另一件生日禮物。
他從阿希莉·雷納斯的律師那裏得到一個口信，雷納斯祝莫妮卡生日快樂，還說她愛她。
“那是我能夠想像的最好的生日驚喜。”莫妮卡說，“我以為她會恨我，因為這給她在白宮帶來了很多麻煩。她依然是我的朋友，這實在太好了。”莫妮卡按照她律師的要求行事，她笑得很燦爛，但在朋友們面前一點也沒有提及即將到來的紐約會談。
他們離開之前，負責他們所謂
“保密事務”的朱迪·史密斯為莫妮卡買了一個帕梅拉·安德森風格的金色假髮作為偽裝。
為了隱藏身份，周日上午莫妮卡登機的時候除了戴假髮，還戴了一頂棒球帽和一副眼鏡，而且沒有化妝。
偽裝工作取得了成效：在飛往紐約的五個小時旅途中沒有人看他們第二眼。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