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氏的明星律師金斯堡先生(6)

低調典雅、一頭銀髮的斯泰恩是名單上的第一人。他對莫妮卡說，他相信，儘管在上訴法院遇到挫折，他可以幫她得到豁免權。接下來是普拉托·卡切里斯，一位和藹但聰明的律師，他明確表示，如果他們想要的是為一定程度的豁免討價還價，那他不是他們要的人。他不準備進入這個案子，除非他們的目標是爭取完全豁免，或者在審判時進行激烈的辯護。他覺得這是可以採取的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方法，並不無理由地把這一決定建立在下面這個事實的基礎上：在80年代對伊朗反對派醜聞的調查中，他曾經幫助另一位著名的辯護人、奧利弗·諾思的秘書福恩·赫爾爭取到豁免權。兩人都給莫妮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一天下來，在接觸和考慮其他的律師后，她被他們各種各樣對付斯塔爾的計劃搞暈了。當天上午她曾經打電話告訴她父親，她覺得斯泰恩和卡切里斯是她要的人，他建議她堅持自己的第一感覺。於是，晚上11點，馬丁打電話給這兩位律師，問他們是否準備好了一起為莫妮卡的案子工作。事實上，他們已經非正式地討論過這個主意，認為他們並肩作戰會更有效率。第二天，6月2日，他們又見面了，瑪西婭參加了這次會談，伯尼也通過會議電話參加了。他對斯泰恩和卡切里斯說：“我想要的就是確信我女兒得到很好的照顧。”每個人都同意這個觀點。在討論了報酬后，兩位律師離開了，以便一家人和他們的顧問們可以討論這個決定，確信每個人都樂於接受它。此後不久，比利·馬丁打電話給莫妮卡的新律師們，正式邀請他們組成她的新律師“夢之隊”。接手案子后，斯泰恩認為慎重起見，應該立即給斯塔爾打電話；他渴望讓獨立檢察官在媒體得到有關這個新安排的風聲前知道正在發生的一切。斯塔爾沒有接到他的電話，於是卡切里斯打電話給他的一位副手鮑伯·比特曼，告訴他，現在他和斯泰恩代表莫妮卡。與此同時，依然假裝在洛杉磯的朱迪·史密斯給金斯堡打了電話。過去幾天他已經威脅要退出，媒體不斷升溫的批評和他與莫妮卡之間不斷惡化的關係讓他很憤怒。當朱迪和他交談時，他又回到了這個話題，但她沒有暗示新安排，擔心他會立即把它泄露給媒體，他當然會說他辭職，而不是被解僱了。6月2日作出公開聲明前僅僅半個小時，朱迪和莫妮卡在一個長途電話中告訴金斯堡，她不再需要他的服務了。他十分憤怒。他指責莫妮卡對他所做的一切毫不領情，威脅——如果說不是明確地，也是暗示地——要做他不得不做的事來保護他自己、他的家人和他的工作。朱迪請求他“姿態高一點”，並參加他們的新聞發佈會，他們會宣佈這是一個雙方同意的決定。然而，金斯堡狠狠地掛斷了電話，隨後憤怒地打電話給伯尼，發泄了他對自己被拋棄的憤怒。伯尼的立場很堅定：“我感謝他的努力與他和他家人作出的犧牲。”他大方地補充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早先他確實來營救過我們。”有關“伯父金斯堡先生”的最後評論也許可以留給瑪西婭，她的觀點雖然沒有伯尼大方，卻特別透徹。“他是一個被媒體關注度所誘惑的代言人，這吞噬了他的律師角色。對他來說，煽動媒體的火焰比照顧莫妮卡更重要。目標始終是豁免，因為很明顯就牽連在內的雙方而言，莫妮卡僅僅是一隻犧牲的小羊羔。他對斯塔爾的憤怒讓他不能再看到這個目標。最後的導火線是他給斯塔爾的公開信，它事實上宣佈莫妮卡與總統發生了身體關係。這是一個站不住腳的位置。”過去幾個月中，背叛莫妮卡的是她認識、信任和愛的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她幾乎不認識或者視為理所當然而不重視的人表現出了一種耀人的正直：水門大樓的看門人拒絕讓記者檢查她的垃圾；車庫管理員拒絕了一家報紙提供的5000美元，他們要求他向他們的記者泄露莫妮卡的行蹤。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也表達了極大的同情和理解——她從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那裏收到了成千上萬封支持和鼓勵的信件。律師更換過程挺順利、專業的，納斯尼爾·斯派茲也留了下來，而且一度連消息都沒走漏。行人路上一個簡短的新聞發佈會中，莫妮卡靜靜地站在後面，斯泰恩和卡切里斯宣佈了這個消息，它登上了全國各大報紙的頭條。然而，雖然她得到了兩位精明能幹的領路人——他們知道他們在華盛頓叢林周圍的路，但是依然沒人能夠保證會把她安全地帶回家。她徘徊在法律叢林中，每天面對着指控和監獄的前景，在這個不確定的旅途中，需要很多幫助來支持她。過去幾個月中，背叛莫妮卡的是她認識、信任和愛的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她幾乎不認識或者視為理所當然而不重視的人表現出了一種耀人的正直：水門大樓的看門人拒絕讓記者檢查她的垃圾；車庫管理員拒絕了一家報紙提供的5000美元，他們要求他向他們的記者泄露莫妮卡的行蹤。她對這些正直行徑非常感激。“我從這件事中得到的一個教訓是，永遠不要匆忙對人下結論。所有在水門工作的人都被提供了幾千美元。（與收錢）相反，他們像對待另一個人那樣保護和尊重我，為此，我會永遠感激他們和經理克里斯·休普勒。”甚至完全陌生的人也表達了極大的同情和理解——她從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那裏收到了成千上萬封支持和鼓勵的信件。一位101歲高齡的老太太寫道，莫妮卡不應該為這件醜聞受到指責，這給她帶來了很多安慰。一位瑞典男子似乎真正理解了她和她的家人感受到的巨大擔憂。他寫道：“沒有什麼比知道你正面對着國家的可怕權力更恐怖的了。”令人振奮的是，甚至隨着醜聞的蔓延，這樣的友好依然繼續。1998年的最後一天，在國王大道咖啡館，一位年輕的男子送給莫妮卡一小束花，說：“新年快樂。你配得上它們。”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