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迫害郭沫若(1)

"文革"期間，全國九億人民經歷了一場空前的浩劫。我最早受到這場風暴的衝擊，失去自由7年，喪失工作崗位12年，望着時間在我眼前白白流逝。在這12年不平常的歲月里，我經常懷念領導我工作過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毅同志他們，懷念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懷念文學界的良師益友郭沫若和茅盾他們。我非常希望知道他們的遭遇和處境，他們一定也關懷我的遭遇和處境。我處在逆境，雖然想知道他們的情況，卻又怕見到他們，這種表面似乎矛盾實際可以理解的心情，甚至在我被"解放"了，恢復了黨組織生活，也懷有這種心情，因為反革命"四人幫"強加在我頭上幾頂帽子，在全國中文報刊和一些外文報刊上批判我所寫的長篇小說長達十年之久，欽定為**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毒草--評《上海的早晨》。我雖然恢復了黨組織生活，可是"四人幫"及其黨羽沒有輕易把我放過，他們明裡暗裏監視我的言行，妄圖撈到一根稻草，好重新給我定罪，達到他們千方百計想置我於死地的卑鄙目的。有些人不敢接近我。我也不願意主動接近一些人，那些在"四人幫"法西斯專政時期紅得發紫的人，當然不去理睬，即使我希望接近的人，照顧到對方的處境，我也不想和他們往來。在良師益友當中，我最懷念的是郭老(沫若)和沈老(雁冰)，和他們認識30多年了，受益良多。現在他們的情況怎麼樣?健康狀況怎麼樣?是否在進行寫作?……1977年4月，杜宣同志從上海到了北京，他告訴我見到郭老情況。我非常高興。原來聽說郭老身體不適，常住醫院，不想打攪郭老，讓他好好休養，等出院再去拜訪。杜宣告訴我郭老已經出院了。因為住宅修整，就住在北京飯店新樓。早在30年代，杜宣在東京就認識郭老，關係比較深。我托杜宣代我轉達向郭老致意，希望郭老約一個時間，好去拜訪。過了沒兩天，郭老的秘書王廷芳打電話來，約我第二天下午去他家裏。我和杜宣，還有嚴文井同志按時到了前海西街18號郭老住處。我們走進那間寬敞的客廳，西面牆壁上依舊掛着傅抱石的巨幅國畫，向東的沙發，依舊擺成馬蹄形，沙發套依舊是淡黃色棉布做的，屋頂上依舊掛着白色玻璃穗子掛燈，一切陳設依然和過去一模一樣，一切都很熟悉，可是我已經有13年沒有到這間客廳里來了，也有13年之久沒有見到郭老了。物是人非，這13年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在沙發上剛坐下，王廷芳陪着郭老從書房裏走了出來，郭老微微駝背，緩緩走着，看上去身材比過去矮了一點，但他臉上仍然像從前那樣，顯出堅毅而又慈祥的神情。劫后重逢，百感交集，不知從何說起。大家站了起來。我緊緊握着郭老的手，只講了一句"郭老，你好!"我再也說不下去了。一股暖流從心裏升起，我努力噙着將要奪眶而出的熱淚。郭老讓我們坐下，他也很激動，緩慢地說："看到你們，我很高興。"這一句話很短，卻含意深長，內容十分豐富，在**和"四人幫"橫行時期，生命朝不保夕，誰也料不到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生命有如一根遊絲，徘徊在死亡與生存之間，誰也沒有把握說今生今世能夠活着見面。現在居然能夠見面，悲喜交加，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我關懷郭老的健康，問他最近出院以後，感覺怎麼樣?他說只是有點感冒咳嗽，能吃能睡，身體倒不錯，只是腿有點使喚不靈，走路要人扶持，我聽到郭老健康的消息，非常高興，一代文豪的健康，是中國人民的幸福，可以用有生之年，加倍工作，把"四人幫"耽誤的光陰補償過來。他問我這些年的情況。我把自己在"浩劫"中的遭遇簡單扼要地告訴郭老，他知道了，非常憤怒，對我表示同情，給予親切的安慰："這是中國人民空前的災難。但你比我年輕，身體比我健康，繼續拿起筆來，進行戰鬥!肅清'四人幫'的餘毒和影響，看來還要花很大的力氣哩!"郭老接着談到他自己，感慨萬端，激動地說，如果不是**和周恩來保護，"四人幫"也要向他下毒手哩!我想起1966年郭老在人大常委會上一次發言，否定他過去所寫的一切著作，聲言要把它燒毀。我感到不祥的徵兆，彷彿看到一團團"浩劫"的烈火向他燒了過來。沒有多久，"文革"的烈火鋪天蓋地燒遍了中國大地。周總理預感到災難將要降臨到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著名人士身上，他擬一份在"文革"中保護對象的名單，郭沫若是其中之一，並且經過**批准。但反革命"四人幫"不會輕易放過德高望重的郭老。**知道**同志曾找王洪文、張春橋談話，曾提到郭沫若同志對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他是贊成郭老這樣分期的，但不能罵秦始皇，說郭老尊儒反法。這以後，**又知道**同志寫了一首七律，批評郭沫若同志，原詩是：讀《封建論》--呈郭老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字子厚，曾參加永貞革新，即永貞元年王叔文、王為加強中央集權領導抑制宦官專權的革新運動。運動失敗后，柳宗元被貶到永州，在此地寫了《封建論》，談到秦漢政治生活得失。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