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夜月同孤(3)

在任何地方住下來，我首先安排佈置的不是卧室，不是客廳，而是書房，把書桌安排在向陽的地方，以便讀書寫作。現在書桌沒有了，我自己在上海買的運到北京的一套皮沙發還在，已經遍體鱗傷了，因為"造反派"抄家的時候，怕沙發里藏了什麼，東戳一個窟窿，西撕破一塊，以窺究竟，尋找"罪證"，什麼也沒有找到，"空空如也"，但沙發傷痕纍纍了。書架塞滿了屋子，沒有書桌，如同喪魂落魄一般，失去了落腳處，坐在破舊沙發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從"五七"幹校穿回來的衣服，既舊又臟，需要洗澡換身衣服。我打開衣箱一看：過去出國訪問做的西裝少了，問她那套灰色西裝怎麼沒有了?放在什麼地方?她說："我改了女式服裝，你這一輩子還想穿西裝嗎?別做夢了!"我的西裝，她改了樣式自己穿，這本來沒有什麼，但她最後兩句話卻像毒箭射進我的心窩!銘刻在我心田上!啊，在她眼裏，我註定完蛋了，一輩子完蛋了，徹底完蛋了，連穿西裝的資格也沒有了，還談其他什麼哩!我忍受着心上的創傷，想法到前門外舊貨店買書桌，"不可一日無此君"，我終於買到一張我非常喜歡的特大書桌，幾乎像一張小床，在上面擺了許多書，可以坐擁書城，看點書了。物換星移，轉眼之間，春節到了。每年春節前後，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都聯合舉辦聯歡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一樓、二樓和三樓都有娛樂、表演、遊戲場所，我很少去，有時就把請柬讓孩子們去。專案組還沒有給我做政治結論，也沒有恢復工作，當然不會像往年那樣發請柬來。她對孩子說，過去靠他(指着我)的請柬帶你去人民大會堂聯歡，今後只有靠我了。她想辦法弄到聯歡會的請柬，帶着大女兒得意揚揚去了。我獨自在家裏冷寂地度過春節的夜晚，迎來新的一年。在等待中，"四人幫"的專案組找我談話，給我看政治結論，在延安中央黨校做過結論，沒有政治問題；在華東局與上海市委統戰部與潘漢年的關係，"文革"以前經**上海市委審查，是統戰部工作關係，沒有發現問題；專案組再次審查，也沒有發現新的問題(潘漢年一案當時尚未平反)。沒有政治問題，專案組還抓住一些沒有根據的枝節問題糾纏不清，要我在結論上簽字。"大字報"(包括外地的)抄來的，外調人員勒令對方寫出的，被迫在當時環境下編造的，以及諸如此類的材料，卻又不敢拿出來和我見面，只是要我簽字。我提出意見，他們無話可說，顯然想抓住個別枝節問題不放，以表明"打倒"我"審查"我是正確的。經我一提，他們不得不同意我對結論個別字句保留意見。恢復黨組織生活，自1966年從東湖龍人民公社回到北京，被停職反省以後，將近10年沒有過黨組織生活了，恢復參加第一次黨支部會議，又參加黨小組會議，受到同志們的熱情歡迎。現在留在留守處支部的同志不少是"解放"了的幹部和兩派"造反派"的中層幹部，那些拔尖兒的"造反派"的"英雄"，早已遠走高飛，榮任什麼"長"了，有的還出國當外交官了，在國內"耀武"，到國外"揚威"，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其中"火箭"幹部還一躍而為"一秘""參贊"，有的甚至當了"大使"，成了風雲人物。被打倒的"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專政對象"等等，雖然"解放"了，也恢復了黨組織生活了，在黨內，也恢復了名譽，但在社會上，國內國外，被反革命"四人幫"批判"為**復辟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的大毒草"--《上海的早晨》，還沒有恢複名譽，作者--"大毒草"的炮製者也不能說完全恢複名譽。"四人幫"在爭權奪利，妄想進一步竊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鬥爭十分激烈，受打擊的高級幹部由於周總理過問，大部分回到北京檢查身體，治療疾病，但"四人幫"及其爪牙並沒有放鬆迫害。1976年年初，因為腸胃潰瘍出血，當時還沒有分配工作，公費醫療關係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解決，經汪鋒同志介紹，我住進**(即解放軍總醫院)檢查治療。晚飯後，很多病人到院子裏散步，談論不休，而且聲音低得幾乎讓第三者聽不清楚。那些戎馬一生的將軍，我認識的不少。有時我們一同並肩散步，這時我才知道，"四人幫"在他們病房裏安裝了竊聽器，在病房裏，互相不便談話，怕招惹是非，受到迫害，於是在散步時，二三知己，傾吐衷腸。"四人幫"迫害革命老幹部是無孔不入的，千方百計監視，竊聽、郵檢、盯梢、錄像等。我雖然"解放"了，黨組織生活恢復了，也身受其害。收到的信件和報紙刊物，特別是從香港等地寄來的，無一件沒有拆閱的痕迹，都經過郵檢。打電話時，經常聽到雜音，甚至有別人講話的聲音，或者乾脆把電話線掐斷，無法繼續談下去。我外出看病，或者看朋友，身後常有人"盯梢"。有次回家第二天，"文革"初期就決心離開我的那位，忽然問我昨天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如實告訴她去看一位朋友。她指出，你還看了電影，是不是?我稱是，心中卻不是滋味。我心裏坦然，毫不在乎。俗話說："為人不做虧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門。"我獻身**革命事業，數十年如一日，沒做過任何對不起人民有愧於**員稱號的事，光明磊落，不怕"四人幫"監視、竊聽、郵檢、盯梢、錄像等。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