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着怎樣的“政治基因”？

我們有着怎樣的“政治基因”？——“大國政治研究”新著《治政論》讀後在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古國和當代大國，怎樣建設政治文明？建設怎樣的政治文明？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大問題。而要滿意作答，必須直面一個根本性的命題：怎樣正確認識和妥善對待我國源遠流長的政治文明傳統？換言之，我們有着怎樣的“政治基因”？怎樣評價我們的“政治基因”？新鮮出爐的《治政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解析上述“系統問題”的新平台。正如年輕的作者在該書前言中所指出的，在全新的“精確制導式”研究進路的基礎上，以創造性的“治政”概念為核心，“拉通”東方和西方、古代和當代的政治文明時空，從而基本建立起一個世界性的“政治文明基因組”的客觀譜系和評價體系。首先，該書建構起破譯現代政治文明“基因組”的框架結構，即“三個文明”的“輪—軸關係”。其次，剖析了現代政治文明“基因位”的價值核心，即“三大尺度”的“軸心作用”。再次，打造了比較東西方政治文明傳統“基因鏈”的科學坐標，即“三種變道”的“重塑模式”。在此基礎上，中華傳統政治文明的兩大元命題——民心向背和天下分合——所具有的跨時空的文明價值，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彰顯無餘。作者研究發現，“以家庭為傳播中心，以天下為平治對象”的華夏傳統，傳承着奠基於“人—人關係本位”的政治基因，區別於“人—物關係本位”（古希臘）和“人—神關係本位”（古印度）的世界其他兩大主要政治基因，從治政效果上更易形成“一體多元、天下和合”的政治氣候，也更利於“以人為本、以家為本”的執政新風的激活與形成。當前，中國執政黨的治道變革和老牌霸權國家的恐怖危機，成為作者研究視野中一正一反兩個鮮活的例證。因此，科學剔除可能誘致“基因病變”的糟粕，中華民族的傳統政治文明作為人類早期形成的“天下政治基因”，越是在全球化、一體化的條件下，越是能夠自適應和他適應，這在改革開放二十年間成功融入世界的“中國速度”上體現無遺，也將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大國復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中華民族在處理民族差異、文化融合、宗教信仰等問題所體現出來的政治協調藝術，以及每每在積貧積弱、動蕩浩劫之後的振興自強，表明了中華民族所形成的政治內聚力和政治修復力更是無與倫比。相反，歷史上的其他文明如“瑪雅文化”雖也曾在“物質—精神”文明層面達於歷史當期的顛峰，但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政治文明基因和政治文明主軸，最終難免淪為“失落的文明”、“失傳的文化”。而這種與眾不同的生命力超強的華夏優秀政治基因，正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竭動力和不朽根本。作者進一步指出，中國**的當代執政實踐體現出一種空前深厚的“制度力”，正是在“以我為主”的同時，兼容並蓄馬列主義、法制精神、市場原則等世界優秀文明成果的良性發展結果。之所以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未象蘇東陣營那樣“翻車”、“撞車”、“倒車”，也是這種執政層面的優秀“基因表達”的必然體現。因此，中國不但應當是一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文明古國，還應當成為有作為、負責任、不稱霸的政治大國。應當說，這本近年來不多見的理論佳作，在透析“文明主軸”、“治政尺度”、“交往關係”、“傳媒治政”、“序變模式”、“公民志本”、“分合拐點”、“量化**”、“平天下指數”、“全交往指數”等關鍵命題的基礎上，為我們科學建設新時期、新形勢下的執政能力和相應的政治文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集群化”思想成果。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