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些說不出的隨想(1)（圖）

巴金：男，漢族，１９０４年１１月生，四川成都人，無黨派，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３年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１９８３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２００３年３月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國務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榮譽稱號。一些說不出的隨想在上海華東醫院的高幹病房裏，巴金老人仰面而卧。五月的鮮花開滿了房間，繽紛的千紙鶴在床頭輕輕飛舞。身穿白色衣裙的護士小姐在病房裏忙碌着，主治醫生立在巴金的床頭輕輕地喊：“巴老抬抬手，活動活動；巴老抬抬手，活動活動……”巴金便微微地睜開眼，聽話地抬抬手，然後又無力地放下……這是巴金老人每天惟一的活動了，從１９９９年２月８日開始，巴金老人住進醫院就再也沒有出去。三年多了，他以院為家，整天躺在床上，過上了有口難言的日子。老人的神智是清醒的，而這種清醒對於一個善於思考的智者來說又是痛苦的，是一種折磨。活着不能活動，有思想不能表達，關心着外面的事情卻又無法了解，一位年老、多病、體弱的老人，他的日子是怎麼熬過來的？可是，無論你如何愛戴他、尊敬他，你卻無法幫助他，只能任憑他和無盡的歲月作最後而又無望的搏鬥。要說真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巴金是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魯、郭、茅、巴、老、曹……”現代文學史上的六位文學大師人們都耳熟能詳。如今，六位中只剩巴金了，他成了碩果僅存的國寶。學術界公認巴金的創作有兩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在１９４９年前，巴金寫出了諸如《滅亡》、《家》、《春》、《秋》、《愛情三部曲》等二十多部中長篇小說。這些小說影響了幾代青年人，同時也奠定了巴金在現代文學中不可動搖的地位。１９４９年以後巴金卻沒有寫出讓人滿意的作品，正如巴金在《作家靠讀者養活》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我在１７年中，沒有寫出一篇使自己滿意的作品。”巴金的第二個創作高峰是在“文革”之後，他用了８年時間寫了１５０篇《隨想錄》，計有４２萬字。巴金說：“五集《隨想錄》主要是我一生的總結，一生的收支總賬。”學術界認為這是一部“力透紙背、情透紙背、熱透紙背”的“講真話的大書”，是一部代表當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價值和影響，遠遠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學範疇。巴金在《隨想錄》（第二集）的後記中說：“是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筆不停地寫下去……我寫作是為了戰鬥，為了揭露，為了控訴……”揭露、控訴、講真話，構成了《隨想錄》的基本格調。它的可貴之處在於：在“文革”后極左思潮還禁錮着人們的思想之時，巴金率先拿起筆來開始“吶喊”。如今當我們讀五部《隨想錄》時，也許有人會說當年巴金所講的“真話”只不過是人類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常理，在今天看來這些“真話”實在是太普通了，一點也不“酷”，一點也不慷慨激昂。如果把《隨想錄》和韋君宜《思痛錄》相比較，也許《思痛錄》更加深刻、更加尖銳。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狀況和時代背景，要知道《隨想錄》寫於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而《思痛錄》卻寫於９０年代，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非常犯忌的話，在９０年代已經不算什麼了。當時的政治氣候變化很快，不要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比，就是每一年的情況都不一樣。把《隨想錄》的第一集和第五集比較起來看，你會發現８年的跨度，第五集的文章比第一集的文章深刻得多。在第一集巴金曾寫了兩篇談《望鄉》的文章，八年後《望鄉》簡直就不是個事了。時代不斷地前進，人們的思想也在不斷進步。巴金比較早地提出“文革”不僅僅是“四人幫”的事，每個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參與者，是推波助瀾者，是有責任的。並且巴金首先拿自己開刀，認為自己在“文革”中也說了假話。所以巴金在《隨想錄》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說真話，認為“文革”的產生是說假話造成的。巴金說，說的真話並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話的基礎上產生的。最近，我有幸讀到由陳思和等人主持編印的《隨想錄》的手稿本，原來當年出版的《隨想錄》只是刪節本。我發現巴金當年所講的有些真話，在今天看來也是驚世駭俗的。在《病中集》手稿本的第１９２頁，有這樣一段話：“我們應當維護憲法，我們也有根據憲法保衛自己應有的權利。投票通過憲法之前全國人民多次討論它，多次修改它，憲法公佈之後又普遍地宣傳它。平時大吹大擂，說是‘根本**’，可是到了它應當發揮作用的時候，我們卻又找不到它了……”這一段話在定稿時被刪除了主要的句子，這一段話不要說在當時就是在今天也有可能被刪除。這些段落在《隨想錄》手稿本中隨處可見，比方在《長官意志》中，巴金說：“為什麼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現了文學相當繁榮的局面……”巴金說：“所謂的講真話不過是把心交給讀者，講自己心裏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也就是說巴金是真想講真話的，但是話到嘴邊不得不又咽下一點，轉換一點，使真話不能痛痛快快地說出。巴金覺得不吐不快卻又不敢痛快，如骨梗喉。巴金身邊的工作人員陸正偉在接受採訪時告訴記者這樣一件事。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為了配合魯迅先生誕生一百周年紀念活動，巴老為《隨想錄》專欄寄去了一篇《懷念魯迅先生》的文章，當時責任編輯潘際正在北京度假，文章刊出后，巴老發現發表在《大公報》上的文章並非原文，而是經過了多處刪節。文章中凡是與“文革”有關的詞或者有牽連的句子都給刪除了，甚至連魯迅先生講過的自己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的話也給一筆勾銷了。因為此“牛”會使人聯想起“文革”中的“牛棚”。過後才知道這是接到“指令”后才被刪除的。巴老對此事感到極大的憤慨，為此他一連寫了三封信給潘際，他在信中說：“……關於《隨想錄》，請您不必操心，我不會再給你們寄稿了，我擱筆，表示對無理刪改的抗議，讓讀者和後代評判是非吧……對一個寫作了五十幾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這是在我們國家臉上抹黑，我絕不忘記這件事。我也要讓我的讀者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