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紅與黑(1)

周汝昌：1918年生於天津。燕京大學西語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畢業，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歷任全國政協第五、六、七、八屆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燕京研究院董事、中國曹雪芹學會榮譽會長、作家協會會員等。工書，其書法為世所重。傳略載入多種辭書。主要著作有：《紅樓夢新證》、《曹雪芹傳》、《石頭記鑒真》、《獻芹集》、《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紅樓藝術》等十幾部紅學專著，200餘萬言著述，影響巨大，深受讚許。另出版有：《書法藝術答問》、《歲華晴影》、《脂雪軒筆語》、《北斗京華》、《天地人我》、《楊萬里選集》、《范成大詩選》等。周汝昌的紅與黑周汝昌，紅學家。人們都會這樣認為。可是，周汝昌本人卻說：“簡單地把我當成紅學家是外界的一種誤會。我很不喜歡‘紅學家’這個稱謂，也不喜歡‘紅學界’這個說法。”這種回答讓人大感意外。是什麼原因使他把畢生的精力和時間都傾注在《紅樓夢》這本書上？又是什麼原因使他在８２歲高齡的今天，卻矢口否認自己是紅學家呢？面對這位白髮蒼蒼、瘦骨嶙峋的老人，讓人一時不知該問他些什麼？一部《紅樓夢》曾經給他帶來過榮譽，因《紅樓夢新證》的出版，使他紅極一時，成為當時的熱點人物，因“紅學”成了“紅人”。這部《紅樓夢》也曾經給他帶來過厄運，使他因“紅人”成為“黑人”。《紅樓夢》影響了他的一生，“紅”與“黑”的人生經歷不斷轉換伴隨着他。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有欣喜也有酸楚。他嘗夠了其中的苦與樂，悲與喜，榮與衰的人生大滋味。曹雪芹十年辛苦，滴淚為墨，研血成字，成了《紅樓夢》。周汝昌卻用了五十年心血，半隻眼睛苦作，完成了幾百萬字的專著，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系統研究。按他自己的話說，一生的精力與其說用在了研究《紅樓夢》上，不如說用在了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上。所以，他說：“要說我畢生的精力都投在了‘紅學’研究上不完全對，當然，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了紅學上，另一大部分精力主要用在了對詩詞的創作、註釋、鑒賞、理論以及書法和中華文化精神的研究上。”半隻眼睛苦作走進周汝昌的書房，見他背對着門正寫。瘦小的身軀趴在書桌上縮成一團，對我的到來充耳不聞。周汝昌的女兒走過去在他耳邊大聲喊道“客人來了”。他抬頭用一隻手搭在耳邊卻不解地道：“你說什麼？”轉過身見我，笑了。迎上來握住了我的手說：“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沒關係，”我說，“我可以用紙條提問題。”她女兒說：“用紙條恐怕也不行，他一隻眼完全看不到了，另一隻眼只有０．０１的視力，只能算是半隻眼。”我不由望了望他書桌上寫的東西，見滿是字，可我一個也認不出，每一個字都是身首異處的。周汝昌的女兒又說：“他的字只有我一個人能認。”我坐下后，開始為自己發愁，我不知用什麼方法和他交流。其實這種擔憂是多餘的，因為先生是一個十分有經驗的受訪者。他讓我坐在沙發上，自己順手拉了一隻小椅子，面對面坐了。膝蓋剛好頂住我的膝蓋。他說：“你問吧！你可以趴在我耳邊嚷嚷，我基本上能聽到。”這樣，我一下就放鬆了，這哪裏是採訪，是一次名副其實的促膝談心。既然是談心，我便把事先準備好的採訪提綱扔到了一邊。我問：“您的耳朵是什麼時候聽不到的？”“那是１９５４年，我奉調回京，住東城北面門樓衚衕。我住了間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電閃雷鳴，我正立窗邊看雨，冷不防一聲霹靂，一條火龍從北窗入，又從南窗出，這條火龍從我左耳邊走過，相距不過一寸。我當時只覺得天崩地裂，腦袋嗡地一響，天地便一片寂靜，從此非有雷鳴般之聲我是聽不到的。你想有龍從耳邊過，我不‘聾’才怪呢！”聽了老人的敘述，我不由露出驚異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兒，想從她那裏得到證實，卻見她笑而不答。我又問：“您的眼睛又是怎麼失明的？”“１９７４年忽然兩眼要失明，周總理聞知后親切關懷，指示人民文學出版社給周汝昌一定要找個好醫院，不能讓他失明。後來找到協和醫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現在還剩下這半隻眼，要感謝周總理，感謝那個眼科大夫。眼睛總算保住了沒有徹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編輯工作了。醫生連續給我開了三次證明給人民文學出版社，我都把證明壓下來了，我離不開那編輯工作。後來實在堅持不下來了，我只好辭去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工作，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您從１９７４年開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聽不見了，是什麼原因使您把文化研究工作堅持到今日的？”“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不見不聞乃是抵禦聲色的要招。怎奈耳目雖可掩住，還有一顆心呀！心還不肯閑着，又要聽又要看的。從１９７４年到今天，憑着這半隻眼苦作，又寫出了幾百萬字，出了十幾本書。有關於紅樓夢研究的，也有關於詩詞書法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