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國度(2)

我所關心的是，為什麼像康涅狄格州議員約瑟夫·利伯曼和威斯康星州議員赫伯特·科爾這樣的政客一定要追究MTV的責任，而實際上他們才是導致美國教育悲慘現狀的罪魁禍首。你去任何一所公立學校，隨處可見擁擠不堪的教室、正在漏雨的屋頂和垂頭喪氣的教師。其中的四分之一，你會發現學生們捧着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教科書—或者更早。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政治領袖們—以及選舉他們的人們—已經決定，製造另一個轟炸機比教育我們的孩子更要緊。他們寧願舉行意見聽取會討論一個叫做“愚人”的電視節目的墮落，也不願意討論他們自己的**：忽視我們的學校和孩子，讓我們繼續背着“全世界最白痴國度”的醜名。我熱愛這個大笨國和她瘋狂的人民。但是，當我能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去美國中部的某個落後鄉村旅行時，當我聽到一群12歲的孩子對我陳述他們對世界銀行的擔憂時，我感覺到美利堅合眾國少了點東西。我們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孩子們愚昧無知，付他們學費的家長們也好不到哪兒去。如果給國會代表們搞一個測試，看看我們的代表到底懂得多少，我想不出結果會怎樣。如果給充斥於電視和廣播的那些喋喋不休說著無聊廢話的評論員們做一個即興小測驗又會怎樣？他們能答對多少呢？我曾試圖探個究竟。那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按照慣例，可供選擇的電視節目只有房地產節目“家園展覽”和音樂節目“麥克勞克林組合”。如果你喜歡聽服用了右旋苯異丙胺（興奮劑）后的土狼的嚎叫，你就選擇後者吧。在這個特別的星期日的早晨，或許是作為我不在麻省的懲罰吧，我被迫去聽雜誌專欄作家弗雷德·巴恩斯*一遍又一遍地抱怨美國教育令人遺憾的現狀。他指責教師和他們的邪惡團伙是學生們成績不佳的罪魁禍首。“這些孩子居然不知道《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是什麼！”他怒吼道。其他幾個辯論者因此高尚的論調而傾倒得大點其頭。第二天早晨，我把電話打到了弗雷德·巴恩斯在華盛頓的辦公室。“弗雷德，”我說，“請告訴我什麼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他開始支支吾吾。“啊，他們是……那個……你知道的……那個……好吧，好，算你狠—我也不知道它們是什麼。高興了吧？”不，我不高興。你是美國電視界最博學的人之一，每周都在自己的節目和許多其他的節目中露臉。你興高采烈地向成千上萬對你深信不疑的人們兜售你的智慧，興緻勃勃地嘲笑他人的無知。然而，你和你的嘉賓們自己卻腹無詩書甚至腦中空空。成熟點，找些書，回自己的房間裏讀去吧！耶魯和哈佛，普林斯頓和達特茅斯，斯坦福和伯克利，從這些大學中的任何一所拿到個學位，你這輩子就搞定了。所以，在我剛才提到過的那個大學高年生測試中，假如70%這些名校生對《選舉權法案》和林登·約翰遜總統的《大社會福利計劃》聞所未聞，結果又能怎樣呢？當你坐在你的托斯卡納式別墅里一邊欣賞着夕陽西下，一邊檢查你當日的部長職位工作時，誰又需要知道那些玩意兒呢？假如這些無知的學生們所上的名校中沒有一所學校要求他們必修一門美國歷史課才能畢業，那麼一切又能怎樣呢？如果你將成為未來的宇宙主人，誰還需要歷史呢？誰在乎70％的美國大學畢業生不需要學一門外語？滿世界的人不都在說英文嗎？如果不是的話，那些該死的外國人最好還是先去學學這門外語吧。如果美國70所重點高校的70個英國文學專業教學大綱中，只有23個大綱要求英語專業的學生必修一門關於莎士比亞的課，又有誰會去多管這個閑事呢？誰能告訴我莎士比亞和英語之間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嗎？那些發霉的、老掉牙的戲劇在這個商業世界到底能有什麼用處？也許我只是因為自己沒有大學學位而心懷嫉妒吧。是的，我—米高·穆爾，是個大學輟學者。不過我不是被迫輟學。在大二的某天，我駕車在校園裏各種石英地面的通勤車停車場間穿梭，費了死勁想找一個位置停車，居然沒找到—每一個位置都被佔據，也沒人準備離開。駕着我的“雪佛蘭黑斑羚’69”沮喪地轉了一個小時后，我朝着窗外大喊：“夠了，我不念了！”回到家我告訴父母再不去學校了。“為什麼？”他們問道。“找不到停車的地方。”我邊回答邊抓來一瓶紅汽水並繼續我的生活。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坐回課桌前。我對學校的憎惡始於一年級的第二個月。我的父母—上帝原諒他們這麼做吧—在我四歲的時候就教我讀寫了。於是在我上了聖約翰小學后，當別的孩子像機械人一樣唱着“A-B-C-D-E-F-G……現在我知道了ABC,告訴我你覺得我怎麼樣！”的時候，我只能坐在那兒假裝感興趣。每次我聽到那些歌詞，我都想大聲叫出來：“告訴你我覺得你們怎麼樣吧—別唱那該死的歌了！快給我一塊巧克力蛋糕！”我覺到十分無聊。好在修女們發現了這一點。一天修女瓊·凱瑟林把我叫到一邊說她們決定讓我跳到二年級，而且是馬上。我美壞了。一回家后我就興奮地向父母宣佈上學的第一個月我就跳了一級，但他們似乎沒有為這個證明我是天才的新證據而激動。他們只是說了句“什麼—”便去了廚房並關上門。我能聽見媽媽給院長打電話說決不能讓她的小邁克跟比他大的孩子們一起上課，求求你了院長，把他放回一年級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