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房奇遇記(2)

“記得十點以前回來，今天會有很多人的。”他說。他咋知道的？難道說星期天上午去藥房是法國人午餐前的習慣嗎？我向他道謝，但是對他的勸告卻決定不予理睬，在一家咖啡館用一份過期的《普羅旺斯日報》打發了這段等待的時間。我趕在十點前回了藥房，天哪，似乎全卡維隆的人都聚集在這裏了。許多人捏着一厚疊一厚疊的處方站在那裏，互相交流病情，那勁頭彷彿釣魚客正描述他那得了獎的大魚。這位喉嚨發炎的先生吹噓他那腫痛的喉嚨；那位得了靜脈曲張的太太就從頭細數她的靜脈是如何開始腫脹曲張的；瘸了腿的和殘廢了的愉快地聊着天，一會看看時間，然後再往仍然緊鎖着的藥房大門擠一擠。終於，在一片“總算開門了”和“她來了”的咕噥中，一位小姐從藥房後面出來打開門后，聰明地讓在一邊，以便蜂擁而入的人群能順利通過。再一次，我體會到盎格魯撒克遜人排隊的習慣在法國是行不通的。我足足等了半個小時，才逮到一個空擋，把我的處方交給了藥劑師。她拿出一個塑料購物袋，往裏面裝了滿滿一堆盒子啦，瓶子啦，每處理完一張就敲上一個章，然後自己留一份副本，另一份給我。袋子都快被撐爆了的時候，還剩一張方子。藥劑師失蹤五分鐘后再度出現，說缺貨，要我到別家看看。儘管如此，情況也不算太遭，畢竟重要的葯都已經在袋子裏了。在我看來，這些葯已經足夠讓整整一個軍團起死回生。本森照着藥方又吸又漱地一樣樣下來，第二天早上他似乎已經從死亡的陰影中脫身，恢復得可以和我們一起到梅納村的藥房找沒配到的葯了。我們到那兒的時候，有位老先生正坐在凳子上，等藥劑師往他的葯袋裏裝滿靈丹妙藥。也許是好奇地想看看外國人會得什麼怪病，藥劑師給我們配藥的時候，他就一直坐着，等到我們的葯都裝齊了放在櫃枱上時，他就湊過來一探究竟。藥劑師打開袋子，拿出一個錫箔包裝的東西，差不多和厚的我可舒適錠5一樣大小。“一天兩次。”她向本森示意。本森搖了搖頭，摸着喉嚨說，“太大了，我可吞不下這麼大的玩意。”我們翻譯給藥劑師聽，她還沒來得及回答，那位老先生就爆發出一陣大笑，身子在凳子上危險地前仰後合，還用樹根般皺巴巴的手背擦眼睛。藥劑師也笑了，優雅地把錫紙包着的葯向上示意，“這是栓劑。”本森看上去有點不知所措。老先生一邊還在大笑，一邊從凳子上跳下來，把栓劑從藥劑師手上拿了過來。“看這兒，”他對本森說，“要這麼用。”他從櫃枱前移開，彎下腰，把栓劑舉過頭，手臂忽然猛地向後伸，把藥用力地塞進了褲子后檔臀部的地方。他看着本森，“明白了？”“塞在屁股里？”本森又搖了搖頭，“老天，這實在太怪了。”他戴上墨鏡，往後退了幾步。“在我們那兒不用這個。”我們試着向他解釋，這是讓葯進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不相信。甚至後來我們說這也不會引起喉嚨發炎，他都不覺得好笑。我常常想，回到布魯克林后，不知道他會對他的醫生哥哥說些什麼。不久以後，我在樹林裏遇到鄰居馬索，告訴他我們是如何上了栓劑這一課，他覺得滑稽。可是對一個到醫院割盲腸、醒來后卻發現自己左腿不見了的病人來說，這麼離譜的事情可就一點都不好笑了。我覺得這肯定是假的，但馬索堅持說是真的。“要是我得了病的話，寧可去看獸醫。獸醫至少還清醒些，我不相信醫生。”幸好，馬索對法國醫療業的看法並不足以反映現實情況。在普羅旺斯也許確實有些醫生對截肢有特殊愛好，但是我們從不曾遇見。事實上，除了這次“單核細胞增多症”的接觸以外，我們只看過一次醫生，而那次遭遇要批判的是官僚主義。那一次是為了取得我們的外國人口居留證，我們前前後後經歷了幾個月的文件大戰，最後終於進入了**。我們跑遍了市政廳、警察局、稅務局，然後又回到市政廳。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被告知還需要填其他表格，當然了，這些表格要到別處去拿。最後，我們終於確信手上已經有了一整套證書、證明、聲明、照片和重要數據，我們高高興興地去了市政廳，以為這已經是通向勝利的最後一關了。我們的檔案被仔仔細細地檢查了一遍，一切似乎都很順利。我們既無犯罪記錄，又不打算搶法國人的飯碗，應該不會成為這個國家的拖累。好了！文件檢查完畢，我們終於可以合法地住下來了。市政廳秘書友善地微笑着，又遞給我們兩份表格，她說還得做個全身檢查來證明我們身心都很健康。奔牛村（Bonnieux）的費諾倫醫生會很樂意效勞，於是我們又上路直奔奔牛村。芬耐隆醫生很迷人，也很活潑，他幫我照X光，然後做了個簡短的問卷調查。有沒有神經病？沒有。有沒有癲癇症？沒有。吸毒嗎？酗酒嗎？容易昏倒嗎？我倒以為還會問問我們的排便習慣以防增加法國的便秘人口，不過對移民局而言，這似乎不重要。我們在表格上籤了字，費諾倫醫生也簽了字。然後他打開抽屜，拿出另外兩張表格。他很抱歉地說：“當然！你們沒有任何問題，只是……”他聳聳肩說，在發給健康證明書前，我們必須拿着表格到卡維隆做血液測試。“還要做什麼樣的特殊測試呢？”“是……”他看起來歉意更濃，“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