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敵對陣營的誕生

還在戰爭進行期間，反希特拉聯盟各國的政治領導人就召開了多次會議，對戰後形勢進行了討論。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德國的前途是什麼。但與會者更為關心一個重要問題，卻是要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讓所有國家都能在更加緊密的關係中相處，以及今後如何制止戰爭的發生。1945年聯合國成立，開始時有51個成員國。今天的聯合國已有180個成員。這個組織確定了四個主要目標：保障世界和平、保護人權、各國平等、改善世界生活條件。開始時，“三大國”—美、英、蘇還意見一致；同樣在1945年討論“德國問題”的波茨坦會議上情況也是如此。英國首相丘吉爾、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和美國新總統杜魯門，在會上決定“消滅德**國主義和納粹主義”后，在攝影機前欣然握手顯示團結。他們和後來加入的戰勝國法國，把德國分割為四個佔領區，柏林也分為四個轄區。奧德尼斯河以東地區歸屬波蘭和蘇聯管轄。對德國作為整體的管理，由四國的總司令組成的“盟軍管制委員會”負責，每一個佔領國都在它們的佔領區中有單獨行政的權力。如果說，戰爭結束前有一百多萬德國平民在日益迫近的紅軍面前逃向西部，那麼波茨坦協定以後逃亡人流簡直就變成了一次真正的民族大遷徙。大約有1200萬人從他們居住的東部被驅逐，不得不逃到西部尋求生計。當時的很多德國城市都處在廢墟瓦礫之中，甚至連最起碼的日常必需品都得不到滿足，所以情況十分困難。此外，戰勝國還索要戰爭賠償，拆走了全部工業設施。戰爭中損失最嚴重、有2000萬人死於戰爭的蘇聯，更是拿走了可以得到的一切。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卻使得德國的供應狀況急劇惡化，出現了真正的“飢餓的嚴冬”。為了避免整個德國經濟徹底崩潰，美國改變了他們的佔領政策，但並不完全像人們後來所說的是出於人道的原因。對美國新政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贊喬治·凱南對蘇聯及其意圖的評價報告，他早在1946年初就寫道：“想和俄國人共同統治德國，只能是痴心妄想。同樣痴心妄想的，是認為俄國人會和我們一起在一個美好的日子裏禮貌地撤出，然後在這個真空中產生一個健康又和平，穩定又友善的德國出來。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在我們的德國部分建立一種獨立的形式，讓它具備足夠的滿足，足夠的安全和足夠的優勢，不受制於來自東方的威脅……寧肯要一個分裂的德國，至少讓其西部成為對付極權主義勢力的緩衝器，也不要一個勢力範圍直達北海的統一的德國。”凱南認為，蘇聯仍然在謀求世界**革命。所以有必要至少加強西歐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使其有能力承擔“緩衝器”的角色。反過來看，蘇聯對美國的評價是，美國企圖把德國和歐洲拉進資本主義陣營，成為它的衛星國。在反對希特拉德國的戰爭中形成的“不自然的聯盟”業已煙消雲散，東西方的衝突從此開始。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在國會的演說中宣佈了新的政策，並以“杜魯門主義”的概念載入了史冊。杜魯門認為，世界歷史的這一時刻，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在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中進行選擇：自由民主的西方和極權主義的**的東方。由於**從本質上講是對外擴張的，所以自由世界必須建立起防護城壘，制止它的擴張。“我堅信，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外來壓力的征服企圖的自由國家。”杜魯門的這種“遏制政策”，幾十年來始終是美國外交的準繩。它使美國扮演了“世界警察”的艱難的角色。作為對立物，斯大林創立了“兩大陣營理論”：一方面是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朝着一個公平社會的和平發展和它的壯大，旨在制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這就是新的“超級大國”分別對事物的看法，世界被分成兩個敵對的集團。很快，人們就開始談論東西方之間的“冷戰”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