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落到起點

郝文斌走路的姿勢帶有鮮明的深圳特色：步子很快，身子保持着前傾，好像在追趕着什麼，前面似乎永遠有什麼在誘引着他。這樣的身影走在人流車流奔涌的特區街頭，如此默契地應和着這座城市的節拍。我不知道這種走路的習慣是否是他當年跑業務時留下的。談起那段經歷，郝文斌臉上就有了種欲說還休的“痛並幸福着”的表情。8年前，他懷揣着一張教師資格證和一個破落的私企老闆身份，從河北老家南下一頭撞進了這個喧囂而迷人的城市。很快，他就感到一個政治老師面對機會有限的人才市場的尷尬。沒辦法，他只能從永遠稀缺的業務員做起：給一家公司推銷紙巾。3個月後，他發現重操舊業或許是明智的選擇，一家私立學校接納了他。他一干就是3年。現在的郝文斌是深圳市一家公立學校的政治老師兼年級組長。這是令他從前的民校同事艷羨無比的事：高薪，戶口解決了，更重要的是，有一個名正言順的“身份”。但隱藏在他內心深處的“民校情結”很重，他甚至想到了寫書，記錄那些難忘的日子，尤其是作為民校教師的光榮和夢想，“激情和創意燃燒、撞擊着我，哪怕是為了忘卻的紀念，我也要寫……”交談中，他幾次激動地打開了筆記本，向我誦讀他的激情文字。民校使許多優秀教師實現了他們的光榮與夢想，特別是幾年間賺取了他們一輩子都沒有賺到的錢。從“文革”時的“臭老九”，到八十年代的“清水衙門”，這都有歷史淵源了。一位鄉長對民辦教師說，好好乾，提拔你到供銷社賣貨去。這些都是電影裏常常出現的情節。我1984年參加工作，當時的工資才拿38元。哪裏想到現在能拿5000多元錢？八十年代，一個工人過得都比老師強，老師們吞咽着行業不平等的差距。……在經濟發達地區，雨後春筍般的民校、私校紛紛冒出來，在以廣東為主的東南沿海地區，繼政策、資金、股票、期貨和樓花的“凹地效應”之後，又迎來了一個教師的“凹地效應”，老師們也孔雀東南飛了。雖然膽怯、猶豫、迷茫、彷徨，但還是有敢為天下先的來了。從此，打工潮中又多了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比工人有教養，比其他人少了些瀟洒，小心翼翼，因為他們沒有什麼積累。也許集資的房子欠了一身的債，或者根本就沒有房子，或者前面的工資還沒有拿到手，於是就這樣上演了一幕幕的人間悲喜劇。他一口氣念完了這段話，煙霧中的臉已經墮入了沉思。我不忍打斷他。……為了生存而奮鬥，孤獨感，沒有凝聚力，流動性很大。這一點和公立學校很不一樣，那裏很可能要呆上幾年甚至一輩子，所以彼此要培養出一種信任感。其實，我挺感激這民校的，因為它是我到深圳跑業務后第一個收留我的，畢竟我的青春和汗水拋灑在那裏，現在我已經調到公校了，但民校給我提供了一個台階。當時，在那所民校，老師的職稱、醫療保險等什麼都沒有。但聽說我們走了以後，職稱可以評定了。寶安區每年給民校幾個名額，可以把戶口遷過來，放在人才交流中心。郝文斌剛剛從媒體上看到了一組數據：去年，深圳市民校的學生有萬人。福田區去年一年的教育投入是個億，所負擔的學生也就這麼多。就是說，深圳民校一年能給國家節省七八個億。我在民校干時經常有這樣的感覺，夜裏睡着，睡着，突然就醒了，好像鈴響了，我應該立馬起來上班了。弦綳得特別緊，雖然沒有搞末位淘汰制，但每年都要炒一些人。在民校，那種競爭意識非常強，常常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教師這個活兒確實需要一种放松的心態，這是個矛盾。在那裏，我把上下級關係處得還挺好。校董事會裏七個董事，其中有兩個老師代表，我就是其中一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還很緊張。校長之間也有幫派的，說不定你就把哪個校長得罪了，他就盯着炒你，你就沒辦法了。所以弄得每天都很緊張，在民校我覺得呆久了會折壽的！而且業務能力和水平在不斷下降。因為這些老師都來自內地，把過去的教學經驗和知識儲備搬過來，到了這裏以後你沒有時間去學習提高，在工作很有壓力的情況下，不斷地往外輸出東西，而沒有輸入東西，不進則退，久而久之，業務能力自然下降了。大家都在應付工作。至於說到搞教研，每個學校都有教研部，每個老師寫多少論文，那都是裝點門面。因為現在講究“科研興校”嘛。特區民校接納的孩子是個獨特的群體。郝文斌將之形象地概括為：“他們把家庭當銀行，把父母當提款機，把人間最溫暖、最寶貴的親情作為信用卡，去透支父母的無奈和失望，去透支自己的野性和青春。“當時我們學校有個十四歲的孩子，竟然跑到大酒店找小姐。小姐見他那麼小一個個兒，都不好意思了。你猜怎麼著？他把桌子一拍：‘小怎麼著？老子有錢！’就這幫孩子！”深圳是個怪胎。傳統的東西丟失了，港台的東西又學不來，中西方文化有點對接不上，在這種碰撞中孩子都迷失了。就像有句話說的，吃的是洋快餐，得的是中國胃病；種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到現在我對深圳還是排斥，文化上，包括飲食。在民校時，學校組成了一個差班，全是那些很淘氣的、難管教的，讓我當那個班班長，我自嘲是“爛仔班班長”。每天早晨我最怕的是校長、主任找我，說你們班哪個學生跳牆跑了，哪個學生不睡覺，跑出去過夜生活了。電視台做節目說，你和校長有個約會。我最怕那個約會，一約會我那天就慘了。假如孩子跑了，我得把孩子找回來，然後把家長找來，來解決這個事。我那一天從早晨起床到晚上，就慘了！哎呀，那日子過得提心弔膽的。有一次，我收兩個月的生活費700多元。有個學生在初中部，他弟弟在小學部，很優秀。他卻很差，差到什麼程度呢？他爸爸不敢把生活費交給他，而是讓他弟弟帶給我。結果怎麼被他知道了，他想辦法從他弟弟那裏把錢騙到手了。然後叫上另外兩個學生，其中一個手裏有一部三星手機。後來，他們跳牆跑出去了，三個人把手機賣了300元，總共一千七八百塊。到第二天下午他們就把錢都花光了，花完了以後又給學校里的學生打電話，讓他們送錢去。這一天我就整整找了一天，該去的地方都去了，就是沒找到。後來，得知這個情況后，我就安排好了，通過接電話的學生告訴他們在哪裏給錢，以此抓住他們。我就像電影裏的地下工作者似的，預先埋伏好了，我以為安排得很到位了，沒想到還是給他們發現了，結果他們還是跑了。後來才知道，他們三個人租了一間房，打遊戲機打了一天，總共是兩夜一天。那把我整慘了！每天晚上晚自習，一個星期攤上兩三個晚上，早上6點鐘起床，就這一天亂七八糟的事兒。班級沒事兒，學校有事，你還得備課、上課、批改作業，自己的一大攤事兒。一天到晚弦綳得緊緊的，那種心理壓力，特別痛苦。民辦學校崇尚的是“教育就是服務”，“學生就是上帝”的理念，來自公立學校的老師無疑將面臨著許多磨折，尤其是精神、人格上的。你能把上帝怎麼著？你要教育這幫孩子，同時又得留住他們。這個很致命，委屈了老師。我們有個湖南來的物理老師，是當地的名師。來了以後上了第一節課，回到辦公室，“啪”地一聲把教案甩到桌子上，說哎呀，我怎麼給這幫人上課呀？！就那種所受到的屈辱，自尊也沒了，成就感也沒了。那些學生問啥啥不會，毛病還特別多。我說我給你開導開導，你想想，如果沒有這幫孩子，就沒有咱們這個飯碗。如果想吃這碗飯，就得受這個，就把你過去在家所得到的師道尊嚴全部忘掉。你就是個打工的，來掙錢的，你就別談那些成就感了，小知識分子的那些酸氣趕緊拿一邊去！這樣才能幹下去。後來他幹下去了，但幹得不是很好，呆了一年就走了。幫派林立，人文環境勾心鬥角，這在許多民校很普遍。領導之間、老師之間也幫派林立，弄得人與人之間什麼都不敢說。在民校很少老師議論學校的事兒，從來不，不敢，不知道哪個就給我告狀去了。還有，民校師資隊伍不穩定。很多老師懷着一腔熱血，赤膊上陣。半年、一年下來，除了多掙了幾個錢外，一無所有。單位沒了，房子沒得分了，成就感淪落了，人際關係緊張了，人文關懷沒有了，人文環境“沙化”了。他們漂泊於主流社會之外，成了名副其實的“邊緣人”。這種靈的煎熬、肉的苦役，像一步機器一樣在運轉。說白了，就是“折壽”，這兩個字最能精確的概括。尤其對於知識分子來說，精神上的漂泊感無法忍受，沒有歸屬感。這在企業界是很正常的，但老師要慢半拍，在那種舊的體制中依附時間太長了，所以就覺得格外難受。我在民校呆了三年。深圳的貴族學校我都比較過了，都差不多，何必走來走去，因為我每走一次，就要損失幾個月的工資，我犯不上啊。當時我就有一個信念，我如果要走，就到公立學校去，或者回北京，或者在深圳，我絕對不會換私校。當時在那所民校的同事現在只剩下10%，像我這樣考上公立學校的只有三四個，難度太大了！大部分還是換了私校，反正此處不留人，總有留人處，總在那些私校里轉來轉去，總是那些人，都在深圳，都在這裏游來游去。原來我就在公立學校，現在又回到公校，轉了一個大圈了。“……我收拾完辦公室的東西，窗外下着淅瀝的小雨，再回望一眼伴我三年的書桌，不由心生悲愴，眼裏噙滿了淚水……可就這樣離開了。”郝文斌這時發現，和曾經相伴的民校道別竟是這樣不舍。從公辦學校到公辦學校，並不是簡單的回歸。因為有了經歷，有了參照。回頭再看公辦學校，郝文斌嘆息了一聲。現在你被解放了，沒有壓力了，進取心也就不行了。不像在民校，你得發奮工作，把交給你的每件事都干好，因為你得爭取下一年繼續用你，你不想走哇。競爭意識、深圳速度注入進去了，生存能力強了。有時候我也想，假如有一天公校的體制被打破了，全都變成民辦的了，我想我不會怕，我比他們有優勢，因為我經歷過了。我知道怎麼面對它。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