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雖毒不掩文章(1)

明朝大奸臣嚴嵩，其實是個正經詩人。他的詩，應該說寫得不錯，甚至可以說寫得不俗。當個奸臣也頗不易，為臣本難，而為臣還要奸，真得有點功夫。嚴嵩與周作人的命運不同，是屬於因人廢文的一種，談到他的名字時，不會想到他除了奸臣的名分外，還具有詩人的身份。明?沈德符撰《萬曆野獲編》載：“嚴分宜自為史官，即引疾歸卧數年，讀書賦詩，其集名《鈐山堂稿》。詩皆清利，作錢劉調，五言尤為長城，蓋李長沙流亞，特古樂府不逮之耳。”然後，他的結論是：“故風流宰相，非伏獵弄獐之比，獨晚途狂謬取敗耳。”從這同時代人的評論看，嚴嵩的詩，說不上非同凡響，但不同於一般，是可以肯定的。對作家來講，能夠寫出有別於他人的作品來，就很足以自豪的了。此人活到八十多歲，與周作人差不多，是一位長壽文人。我覺得，時下某些上了年紀的作家或詩人，終其一生，還未必能達到嚴嵩在《四庫總目提要》被論及的水平。隔代以後，後人們談到他名下的《鈐山堂集》時，還認為他的文學成就，“在流輩中乃獨為迥出”，能夠在清朝的皇家典籍中，獲得如此評價，可見其作品確實有獨特不俗之處。《明史》稱他：“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這也是個相當褒揚的說法。嚴嵩在江西老家分宜縣一個叫鈐山的地方，面壁十年，苦讀詩書，聲譽卓著以後，也就“文而優則仕”，被召回來京城做官了。“進侍講，署南京翰林院事，召為國子祭酒”。一個讀書人，囊螢鑿壁，懸樑刺股，熬到國子監首腦這樣尊崇的位置上，也就是學術界、文化界的頂尖人物了。在封建社會裏，當別的什麼官，是比較容易的，只要有錢，有勢，有關係，有門路，有裙帶的援引，能巴結攀附，搖尾示好者，沒有不達到願望的。但要在翰林院混事，肚子裏只有《三字經》、《百家姓》，或英文ABC之類，恐怕還是不行的。即或扛着聖旨去了，坐在杏壇上，我想，那被眾文人幹着的滋味，那假充內行的心虛狀態，那說不了三句就露餡的尷尬，也會是挺受罪的。從這點看，奸臣歸奸臣，壞蛋歸壞蛋，嚴嵩在文學成就上，是貨真價實的。要不然，“居南京五年，以賀萬壽節至京師”，就不會把他留下來了。當時，“會廷議更修《宋史》，輔臣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要他領銜修史。這是個油水不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榮譽差使。看來，他當時的文望與人望，比之後他兩朝的周作人，任偽華北政府教育總署一把手時要高得多多。因為無論王揖唐、殷汝耕，還是汪精衛、東條英機，都不曾有過想請周先生去修《清史》的意思。在中國，凡被統治集團認為有資格修正史的文人，都應屬於文壇公認的泰斗之輩。例如宋代的司馬光、歐陽修，元代的脫脫，當然更不用說漢代的司馬遷了。嚴嵩到底有沒有在嘉靖年間新設的《重修宋史》編審委員會裏，擔任過什麼重要角色？是不是有什麼高級職稱？拿不拿額外的津貼補助？配不配供他專用的小轎車？史無記載，也就無從說起。但由此可知嚴嵩的文學地位，在當時，確實是眾望所歸。不過由於他的奸臣名、貪官名，壓倒了他的文學名，而使他這方面的“清譽”被湮沒了。如今，周作人被某些先生們不遺餘力地抬得這麼高，嚴嵩地下有知，一定會埋怨這些鼓吹者，對他的才華，也好像應該得到一些張揚才是。當時，嘉靖皇帝很賞識他，而且，一直恩寵不減。朱厚趈迷信道教，還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這種一本正經的滑稽，也只有像梁武帝出家做和尚的昏君做得出來，可堪與之比擬。於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詞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詞”，跟着皇帝一齊向太上老君膜拜了。所謂“青詞”，就是寫在青藤紙上打醮禱祝的疏文。在中國，只要是皇帝提倡的東西，不管好壞，馬屁精們立刻會趨之若鶩，加油添醋，蔚為風氣的。嚴嵩自然不甘人後，加之他善揣摩，巧逢迎，有眼力，肯無恥，所以，出自他手的“青詞”，仙風道骨，典雅華彩，朱厚趈特別欣賞，褒譽有加。這塊敲門磚，就成了他晉身之階，一天天發達起來。先前，“帝以奉道嘗御香葉冠”，為此用沉水香木做了五頂道冠，賞賜臣僚。嚴嵩竟成為獲得這種殊榮的五個人之一，要比今天某些作家忽然被外國人看重而骨頭頓輕，更加榮耀，也可見其受嘉靖賞識的程度。因為中國的士，信孔夫子，“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大肯拜神禮佛，別人雖受賞賜，有的還不願意戴。嚴嵩青詞寫得好，溜舔尤具功夫，他在朝見皇帝時，特地在道冠外蒙了一層薄紗，以示珍惜，“帝見，益內親嵩”，這馬屁算拍到了點子上。從此，“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應該承認，早年的嚴嵩，確是文章高手，倘若一個草包，腹中空空，敢坐在那裏跟嘉靖談詩論文嗎！古往今來，能夠得以與帝王、領袖、最高統治者詠觴唱和的騷人墨客，肯定是文化界領一時風流的扛鼎人物，就以曾經和**對過詩的柳亞子、郭沫若兩位先生的身份，便可證實。因此，嚴嵩的詩作，到了清朝編《四庫全書》時，任總編纂的紀昀，也不忍一筆勾銷，還引用了王世貞的一句詩，“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廢文，來肯定他“獨為迥出”的文學功力。作為詩人的奸臣嚴嵩，當不弱於作為散文大家的漢奸周作人，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