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MBA能帶給中國什麼(2)

當然不是新的就不好，歷史長的就好。比如我們有時候開玩笑說，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有時候也是在毒害我們，為什麼？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會按照一些既定的模式去做事，不再去思考為什麼，只是默認那種方法，因為我們已經受這種影響太深了。美國歷史如此短暫，他們反而沒有很多束縛，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創造。BiMBA項目的開創人就是一批全部在西方接受過嚴格高等教育、獲得了博士學位，又在中國當過農民、工人，親身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積極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國學術界屈指可數的教授。從BiMBA這個項目來講，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BiMBA能否成功，不在於它的方向和方法是否正確，而在於它能否堅持下去，並在目前這種混亂的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這是所有商學院面臨的最大挑戰。從事商業的人都知道，其實沒有一個產品可以對所有的消費者都有用，消費者是需要細分的。BiMBA能不能成為中國將來最尖端的MBA，成為一些對自己特別有信心、特別有要求提高的人的首選，這是要去考慮去做的事情。因為你不能針對所有人，更不是所有人都適合接受這種教育，那麼你的特點是什麼？如果BiMBA的核心競爭力不是通過擴大招生而提高，它是否是所有尖端人才的共同選擇？多少年後整個中國會有無數個商學院，也許同樣要面臨自身的重新整合、競爭，有些商學院會越辦越好，而有些商學院會被慢慢地淘汰掉。美國教育全盤複製行不通如果拿中國學生與美國學生比較，人們往往認為美國學生的個性一定比中國學生更鮮明。在00級第一周的課堂上，教授與學生在教學理念上的衝突，至今令人難忘。在美國商學院已經任教十幾年的楊壯教授首先談到美國學生的狀況：上MBA的學生，首先要通過GMAT考試。美國自身200多年來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讓人們從小到大在倫理道德上有許多的認同感。各個家庭本身也相對穩定，相對獨立。在這樣多少年下來都是大同小異的背景下成長的人，你對他們走進MBA課堂上所期待的內容也能有所預測，而且長此以往都大同小異。“如果有人說美國MBA學生差異大，那麼我要說，走進中國MBA課堂，你會感到中國學生的差異更大。”那些各不相同的個人閱歷、中國不同時代留給不同年齡人的烙印，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價值和倫理道德觀念-而且隨着中國經濟近十年來的騰飛，來自國企、外企、私企不同的管理制度下的精英們彼此性格上的差異，更是令人震驚。比如前面提到楊教授更改教學大綱而受到學生的詰難，當時剛剛開始給這批中國企業老總班教學，楊教授彷彿被狠狠打了一棍子，他不禁感嘆：“這是壓力，是挑戰，更是學習的開始。學生給我們拓展了新的思路。”從海外進入BiMBA教書的外國教授，同樣的課程要比在美國多付出兩倍以上的精力。因為學生的問題太多，太出其不意，比如人力資源的課程，在美國並不是一個主修課，而是選修課，原因在於美國企業管理在相當成熟的基礎上進行，沒有怪圈，各大企業的老闆許多都有MBA學歷。在中國教學，學生來自不同的企業甚至不同體制的企業，不像美國的學生對社會的認同感和默認程度大同小異：教學就是單純的教學，MBA學院成了大型專業管理人才的製造工廠，在幾十年不變的結構上教授和吸取知識。美國的課程安排更多是學生自己選定。學生選課分散，第一堂課下來幾十人各奔東西，第二堂課開始又是另外幾十人。上課來，下課走，一個學期下來學生不固定，老師與同學的交流也很少。但是中國的學生上的基本是必修課。學生是固定的，兩年下來要共同學習、討論、研究，小組做案例，大組一起活動，課內課外成了一家人。MBA為同學們建立了一個社交的平台，MBA的靈魂是案例分析而不是簡單的授課，所以BiMBA不可能集中幾天教完一本課本，也就是要在學生充分理解和活用的基礎上，到現實中完成案例。做案例是要花時間的，而且案例獨立做和與小組一起做，然後再拿到課堂上講評、分析，效果是不一樣的。美國的MBA課程與中國的大環境不一樣，比如種族歧視問題，在美國是非常現實、敏感的問題，如果把美國發生的案例，照搬到中國課堂上就會有很大的距離。葉公好龍情節西方國家的MBA學院已經存在了百年以上，而中國的MBA學院還很年輕，所以問題必然存在。有的問題浮在表面，一經提醒就會發現，就可以改進。但是對於扎在深層的問題，不僅發現需要時間，承認它是問題也需要時間，等到改進完善的時候，就需要更多的時間了。與BiMBA中方院長鬍大源教授聊天，最深的感觸是，他像剝洋蔥一樣打開當今中國教育界對MBA的質疑，即使刺痛眼睛，他也堅持要看到真相。胡大源教授曾經到南方的一所大學參加由美國哈佛商學院資深教授為中國商學院教師舉辦的“案例分析”研討班，也就是“workshop”（英文的workshop直譯為車間、車房，裏面有設計、有操作、有產品），顧名思義就是一堂實踐課，聽起來很誘人。胡大源教授當初決定去時有兩個目的：其一，看看哈佛是怎樣進行案例教學的。其二，如何應用到自己的課程里。結果呢？胡教授直言不諱地說，研討班的效果“並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