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學與術(2)

知識分子的一個本質特徵是書面性，他們的工作是為人類文明的傳承提供創造、發揚和保障，這要求他們具有超越的眼光和偉大的歷史感，他們的成就應通過書面化而得到保存。而當今知識分子的工作正在失去書面化的特徵，正在不斷地口語化，各種各樣的報紙刊物上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對話”，“對話”的特點是它的意義依賴於特殊語境（具體情景，交談者各方的共識等），語境參與口語意義的生成，口語意義是由實際說出的部分（言語）和未說出但被暗示、參照和指涉的部分（語境）共同構成的。口語與其語境統一，一旦將交談抽離其具體語境，它的意義就會出現分歧，因此對話這種方式是一種意義難以被其他語境分享的一種限制性的學術方式。與口語相反，書面文化的前提是讀者的不在場，寫作的具體情景並不參與文本意義的構成，口語意義的當下語境對於書面語來說是不存在的，寫作經歷了一個超離“語境”的過程，因此它更適宜於大範圍的文化傳播和傳承，更有普遍的意義和價值，它從形式上使人們更容易上升到普遍性的存在層次，使知識分子的創造性勞動超越於當下一時一地的意義，體現出一種普遍性的、超越意義的價值。當今知識分子熱衷於對話這樣一種表達方式已充分表明當今的知識分子已經深深地陷入當下性的情景之中，他們對其言說的歷史價值和獨立意義、超越可能是不抱任何信念的。一個自信的人，他一定一言千金，充分珍重他所說的每一句話，而不斷嘮嘮叨叨、言說不止的人，他一定是不自信的，因為他首先想到的總是別人會懷疑他，所以他才要反反覆復地論證自己，他不知道他說得越多，其實就越不可信。這就是當代學術的嘮叨病。知識分子似乎已經失去了通過細緻入微的創造性書面工作而使世界為之感動的信心，而是換成了不斷的嘮叨，似乎在今天除了用不斷嘮叨，不斷地在傳媒“反覆其道”，不斷重複地說話這種方式以外，知識分子已經無法使人相信他所說的話了，一個知識分子面對自己的精神產品他是否能體驗到一個農民面對自己產出的水靈靈的瓜果時那種充實和幸福的感受？面對買主，那個農民抽着旱煙無言地蹲在他的瓜籃面前，他無需說話，因為他的瓜果本身就是最好的語言，然而一個當代知識分子他是否會有這樣的無言的自信呢？不，他沒有！他必須不斷地說，不停地說，以此證明自己的存在和意義，不停地說話是當代知識分子的一個精神強迫症。知識分子只能像祥林嫂一樣地說著，這是這個時代賦予知識分子的宿命嗎？其原因是否又是因為他所生產的不為這個時代所需要，而他卻無法不生產？當代知識分子是作為一種文化資源被配給與一個又一個單位的，他們的一切都依賴“單位”的配給，這種體制上的依賴（沒有單位以及職稱彷彿就不成其為知識分子），造成了他們精神上的依賴。知識分子已經不再是一種光榮的獨立的職業，學術也隨之不再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了，而是釋解和傳道，成了一個人人都能做的工作。當代學術正越來越陷於複雜的學術官僚結構之中，這種學術的官僚結構越來越複雜，它和當代知識的民主和平權局面是背道而馳的，因為維護知識體系和結構的等級秩序幾乎是學術官僚結構的本能。歷史上，西方世界獨立地發展出了科技文明以及理性思辨體系，而中國只有在西方世界的刺激之下才有了科學技術和邏輯思辨力，為什麼呢？原因是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集體主義的社會，在這個類型的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的觀念被認為是對所有的人都有約束力的，即大多數人關於是非曲直的看法能夠阻礙個別發明家、思想家的看法，少數人企圖將科技和思想的發明運用於社會生活的嘗試，儘管可能非常先進，但是，卻不被社會所允許，它們很快地就被壓制了，尋求新的知識、創造性地思考問題的衝動就這樣窒息了。在這種類型的文化中，人們沒有機會選擇自己個人化的生活方式，不能嘗試去創造自己的生活。因為嚴格的社會思想控制，他們也沒有機會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情況一直從社會生活的公共方面深入到個人生活的**方面，因而科技文明以及理性思想（每個個人按照自己獨特的對於生活的理性理解來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因子就不可能在這種文明中發芽生長。因為這個社會不鼓勵而是壓抑個人這樣做，相反鼓勵個人按照大多數人的統治性觀念生活。這種處境中的學與識，那會是什麼含義呢？學就是理解並無條件地接受統治性思維、觀念，識就是不折不扣按照這種觀念生活。學識的意思合起來就是徹底地喪失自我，而成為一個執行統治性觀念的機器。一個越有學識的人他就越是喪失自己，在這樣的境況中，一個學識淵博的人的意思是說他完全地沒有個人人格和思想，他是另外的一個人，沒有自我意識的人，他只能叫無名氏。“我意識到自己埋身於一種抵抗之中……我懂得自由人終會惹起野蠻人的怨恨，他的最初任務便是去對抗他們。”這是《西蒙?波娃回憶錄》第一卷《閨中淑女》裏的一段話，自然波娃也有軟弱的時候，正如她自己所說：“有時候我認為自己缺乏力量，我可能忍受再次變得和他人一樣。”但是這不影響她作為本世紀有數的幾個最偉大的女性之一而享有的榮譽和尊敬。由此聯想到薩特，他在自傳中說：“我將通過我的神秘的祭品、我的作品使得處於深淵邊緣的人類不至墜落下去……我自願成為了一個贖罪的犧牲品。”（《詞語》）另一方面又是一種自我拯救：“我通過我的工作和真誠來拯救我自己。”（《詞語》）在這些“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著作和人格”中我看到對歷史、對讀者的真誠以及近乎自虐的自我解剖結合起來了，他們的一生就是“反抗的一生”，她拒絕“世上的慣例”，“向外界的意見挑戰。”她心中的惟一的神是“我深奧的內在”，她用她的“整個存在服從它”。她說：“我發覺在世界上沒有一處適合我，……我不去考慮自己究竟要在什麼地方停留，我將獻身於不安。”她不願在“一個地方停留”，她無法忍受沒有想像、沒有自由，“每一天都是前天的重複”的生活，就此她寧可獻身於“不安”，“許多人在他們久待而可怕的退休之日來臨前，沒有擺脫這種重複生活的希望。對他們來說，生活中惟一新鮮之處是他們的孩子的出生和成長；日復一日的單調生活中這種新鮮感又會消退”，這對於波娃來說是不可想像的，因而波娃和薩特保持了終生協議式伴侶生活，儘管他們志同道合，但卻始終沒有結婚，他們一方面彼此深深地眷戀，另一方面他們又在各自的生活中保留了自由交往的空間。對於她和薩特的關係她是這樣說的：“在我的情形中，我有大量的閑暇；我讀書，我結交新朋友，我旅行——我繼續發現。我繼續關注外部世界。我保持同薩特的生動的緊密的關係，我不受家庭和家務之累，我也不覺得自己被過去牢牢地束縛了手腳，同時，我滿懷信心地憧憬未來，……自由發揮了作用。”除薩特以外她曾兩次公開有過情人，她和薩特甚至嘗試過一種“三重奏”的生活。她就是這樣一個人。傳記在這方面體現了“絕對”的坦誠，她說：“我還是很熱心地信奉不道德主義……如果他們是沒有理由的、絕望的、反叛的……那是拒絕和正人君子混同的極端的態度。”我尊敬這樣的知識分子，然而這種知識分子他首要的任務不是解放別人，而是解放自己，中國的知識分子什麼時候能解放自己？在《詞語》中薩特說一般人缺少存在因而他們總是生活在被給予的存在中。這不正是在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