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學與術(1)

我不希望別人稱我為知識分子，有學識的人，這是對我最大的侮辱。我知道我是個農民，叫我農民，即使我今天已經是所謂的副教授、文學博士。我痛恨知識分子這個稱呼，我覺得這個稱呼在今天已經成了妥協、猥瑣、虛無、頹廢的代名詞，這個時代再沒有什麼詞比這個稱呼更讓人噁心的了，我一聽到這個詞就要嘔吐。我也知道，我作為一個農民在這個時代的命運，即使我是個寫作者，我也將只能得到嘲笑。是的，四周嘲笑的聲音已經是如此的大，它們充斥着我的耳膜，他們說，看哪，這個人，他有多蠢，他竟然是個農民。是的，我是個農民，我也將永遠站立在我家鄉的草場、稻田、樹陰的邊緣為大地、作物、河流、日光以及依賴這些而生活着的人們講話。我知道他們的命運，我是他們命運的見證，他們牢牢地綁縛在土地上，他們和土地的人生依附關係，他們獃滯的目光、裸露的臂膀、焦黑的面龐、絕望的生死……我是這一切最有資格的代言人。我數次掙脫它，又被一根無形的鎖鏈拉回的命運就是證據。如今我已經明白，如果因此而得到嘲笑，那麼這就是我的大光榮、大命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命運，對於我這樣的人來說幾乎是註定的，我終於能理解“過客”，他為什麼拒絕布施，因為這個世界對於“過客”本就沒有布施，期待布施、接受布施只會使自己虛弱。“過客”將被那些人認真地嘲笑、譏諷，然後踩上幾腳，他們將被各種各樣的語言打扮成小丑、流氓、青皮。那些人用文風、學風的帽子，用作秀、炒作、出風頭的帽子，從道德上打擊我。算是找到了癥結，那些人看到了我在學術活動中的道德主義動機——就是要從道德上擊垮那些沒有信念的人，將他們從歷史的牌坊中剔除出去，放到歷史的恥辱柱上去，那些人看破了我的動機了，所以以其人之術還之於其人之身，那些人用這個方式，來打擊我，算是擊中要害了。那麼就讓我被擊中吧。這又有什麼呢？我已經聽到那些人嘲笑的聲音。那些人說“瞧啊，這些魔鬼，被我們擊倒了”。我也有可能在這擊中中死去，這樣那些人嘲笑的聲音就會更大了。對於那些人，我有什麼好說的呢？我只好對他說：“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尋找野獸和惡鬼。”這是一個農民，他說出真理的時刻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人們已經失去了以一種真誠來領受另外一種真誠的能力。喪失了僅僅出於正義而團結在一種行動中的能力，偽善的東西太多偽善成了正常，真誠卻反而被人們懷疑為偽善。有人在黑暗中說話了，這個時候人們想到的不是正義和真理，首先想到的是懷疑他們的動機，從道德上打擊他們。其實，在中國一向只有“老人”、“聖人”、“偉人”才有資格說出真理，人們只能聽他們崇拜的偉人說出來的話，他們重複着偉人的牙慧，在世界上狂奔，自己已經變成了啞巴，因而就認為其他人也都應該是啞巴——至少應該在聖人、偉人面前閉嘴，他們見不得小人物說話，我一個30歲的農民憑什麼在世人面前說話？然而，也正因為如此，我是這個時代的衡量標準，我用我自己的命運來衡量這個時代。大多數人習慣於用這個時代來衡量自己，看自己能幹什麼，而我用我自己能幹什麼來衡量這個時代。我是農民、學生、教師，我熱烈而富於激情，勤奮常常讓我近乎自虐，真誠常常令我淚如泉湧。如果我努力，如果奮不顧身卻依然失敗，是我自己的問題，還是這個時代的問題？在這個時代對待我的態度上我們將看到什麼？看一個富人如何對待窮人我們可以知道他是否有善心，看一個父親如何對待他的兒女我們可以知道他是否有公平心；就如同我們在大陸和萬物的身上看見上帝的恩澤，就如同我們在海水和雲霓的身上照見陽光。多年以前我們還能寄希望於“學術”、“學術價值”這樣一些詞彙來鞏固知識分子的職業信念和自尊，然而今天我們已經習慣了對學究式文體的嘲笑態度。一件學術成果不被說成是佈滿時代偏見和派系成見的，一本書出版五年後還不被說成是過時的、荒謬的幾乎是不可能的。“學術價值”已經成了似乎是靠同行承認才得以成立的事情。這是否就是學術的宿命，又進而就是知識分子的宿命？今天有誰說“這是人類的必然法則”、“這就是真理”這樣的話會被人笑掉大牙，在這個時代，“學術”似乎已經失去了它的光環。“學術”本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獵奇”，它是知識分子的解決精神困頓的方式，是一種知識本能。當代知識分子有三個精神源泉：其一是當代中國（50年代以來）的理想主義、集體主義；其二是西方的現代性觀念；其三是中國傳統的儒家觀念。它們曾經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規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習慣了這種從既定規範出發來思考、寫作和生活，它們像嬰兒需要乳汁一樣地依賴這些規範。我們需要這樣一個時代，再沒有神，也沒有聖，這其實就是尼采說的一句話：“瞧，那兒有多好，沒有上帝只有諸神！”沒有超級人格為知識分子提供規範了，知識體系裏傳統的等級秩序不復存在，這是一個真正的知識民主和平權的時代，也因此是一個知識上的充分的自由和創造的時代。但是中國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承受尼采式的“殺死上帝”的“虛無主義”？如果“超級人格”死亡了、“絕對主體”不在了，我們許多知識分子便會感到惶惶不可終日，他們不是從此脫離母腹走向自由自覺，不是義無反顧地向前走去，而是四處逡巡尋找新的依附對象，他們什麼都找，就是不找自己。他們對真正的知識民主和知識平權的局面無法適應，他們的思維習慣了過去那種知識集權主義、恐怖主義的作風，他們要尋找“學術的尊嚴”和“學術的秩序”，彷彿不回到那個一元格局中去就沒有真正的學術了，如果大家不遵守一個統一的“真理”（或者說他們認定的真理）他們就要大聲棒喝，看起來他們氣壯如牛，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學術嬰兒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