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耶魯永操勝券

從當選性看，布殊雖然不再是“堅不可摧”，顯示了一定的脆弱性，但他仍然具有以下一些優勢：（1）根據統計，布殊在90%的民意測驗中的支持率都高於55%，而克里只在14%的民意測驗中支持率高於55%；（2）布殊龐大的選戰資金令人生畏，迄今為止他所籌款項已過億美元，據說他的目標是2億美元，並且要全部花完這筆錢；（3）憑藉在職者的優勢——廣泛的知名度、免費的媒體報道、塑造事態的能力等等，布殊可以在10月份製造“10月驚奇”，為競選最後衝刺而製造勢頭；（4）選舉人票的優勢：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布殊的“紅州”凈增7張選舉人票，而戈爾的“藍州”凈減7張選舉人票。克里絕不是小青豆，他也“身經百戰”，經過多次“歷練”，他在落後時能夠沉得住氣，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已有兩次反敗為勝的記錄。他更像是“外國人”或世界主義者，而布殊則更像美國人或民族主義者。在美國當下的政治環境中，身為世界主義者，既是優點，也可能變成缺點。克里的競選運動需要避免以下幾點：第一，防止被布殊的競選組織“定義”為新英格蘭的極端自由派，要把自己定為溫和派；第二，保持競選組織的團結；第三，在正式選舉中不要再把自己包裝成平民主義者了，也不要再誇大美國社會中的階級鬥爭。現在美國絕大多數人都是華爾街的投資者，而藍領已成少數。從政治方略看，布殊與克里在競選中盡量顯示出兩人在所有重要問題上的差異，以使選民有一個清楚的判斷，到底誰的主張更契合自己的心意和符合自己的利益。這種“口水戰”或“政治言辭大戰”在美國總統競選中早已司空見慣。但兩人的主張真的有那麼大嗎？我最喜歡美國政治中的一句名言：兩黨候選人的主張分歧有一英里寬，但只有一英寸深。有些分歧是為了迎合選民而故意製造的。一旦選舉政治結束，治理政治開始，人們常常發現，無論是誰入主白宮，他實施的政策與此前競選中所宣示的有很大出入，這一點尤其表現在外交政策上。我們看到，自競選以來，克里不斷抨擊布殊對外政策中的單邊主義、先發制人、窮兵黷武、蔑視外交、追求單邊利益和安全，聲稱如果他當總統，他要實行多邊主義，建立永久聯盟，重視傳統盟國、聯合國，在主要的問題上首先用通過接觸、外交手段來解決，實在不行，最後才選擇使用武力；他要派中東和平進程的總統特使、伊斯蘭世界的總統特使促進對話、增進理解，多管齊下，為美國解決反恐問題、反擴散問題、阿以問題贏得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民心；他要利用美國的優勢地位建立一個全球的集體安全體系，而不是利用美國的優勢建立一個全球帝國。假設克里當選，他真的會是一個多邊主義者嗎？他真的會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嗎？他真的會是一個不單獨尋求美國的利益、優勢和安全，使美國與其他國家利益均沾，安全共享的“國際主義者”嗎？對此我表示表示懷疑。毫無疑問，克里與布殊的執政風格、具體主張、解決問題的辦法會有不同，但這種不同不會大到影響政策實質的地步。克里不太會是一個“完美的多邊主義者”（perfectmultilateralist）。其實，只要仔細閱讀他的有關外交政策的演說及觀察他在各種熱點問題上的表態就會看到：克里是一個思想複雜的人，他在堅持與布殊劃界時偶爾也會流露出真實心跡，如在伊拉克問題上，他就反對民主黨內一部分要求儘快撤軍的主張，他其實贊同布殊政府的做法——美**隊只有在伊拉克的任務或工作完成時才能撤除（當然對於如何定義“任務或工作完成”雙方可能心懷不同）。在表示建立聯盟、重視盟國時，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他不希望美國會被聯盟束縛。在強調外交、接觸的重要性時，他表示：如有必要，他會果斷地使用武力，不會拖延保護美國的安全，問題是如何定義“必要”？布殊打伊拉克戰爭時也曾說：動武是迫不得已的，是出於解除薩達姆武裝的必要。因此，人們不應該一廂情願地認為，克里與布殊在外交安全方面的實際政策真的會有天壤之別。即便是一個完美的多邊主義者或國際主義者或世界主義者，殘酷的現實也會使他丟掉幻想，回到前任現實政策的軌道上來，尤其是在至關重要的外交和安全戰略問題上。別忘了，正是口口聲聲要通過國際機制來治理國際社會的克林頓總統，在“必要時”也曾繞開聯合國，發動了科索沃戰爭。也應記住，“非克林頓”最厲害的布殊總統，在處理大國關係方面，在經過半年時間的摸索和調整后，也基本上“繼承”了克林頓的衣缽。同樣，“二戰”以來的歷史表明，還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在上任后真的放棄了對美國霸權和優勢的追求。更何況，克里和布殊都是耶魯人，都是“骷髏”，代表的都是權勢集團、精英階層和美國主流社會。難道政黨認同、個性風格、解題思路的不同就能使兩人走向不同方向？國內政策姑且不論，單就外交政策而言，他們兩人應該是“殊途同歸，百慮一致”。最後要說的是，在這場勢均力敵的總統選舉中，變量太多，離正式投票日還有6個多月，在這期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因此，現在預測誰主沉浮，還為時尚早。但我們對這場選舉肯定知道的是：無論誰當選，都是“骷髏”和耶魯人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