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東向東，再向東》之創世記(28)

文化或者文明會發生變革，並且有些變革是根本性的。如今天的西方人就接受了如此的變革：大家公認西方人的文明源頭是希臘文明與基督教文明②，他們早在3000年前就逐步拋棄了中東的傳統，改信“兩希”（希臘哲學、希伯來宗教）。也就是說，儘管西方人的種族同樣從中東出發，但是他們接受了另外一種全新的文化體系，故而他們得到了一次脫胎換骨的機會，在這同時中華民族沒能徹底改革。中國人一直保留了較為原始的文化特徵，包括安土重遷的文化。中國的“古老”不僅體現為歷史之長，更體現為革新之不夠的“落後”與“保守”。當然我不認為與種族和民族性有關，我認為歷史是“偶然的”。總體而言，“西方文化”以藝術與宗教為指南，中華文明以“宗法道德”和“世俗王權”為主線，兩者之間經過兩千多年的分道揚鑣，高下分別已見。前者以真理為圭臬，後者以權威為準，利弊顯見。找到這個文化根源，文化革新的急迫性也擺在了全體中國人面前，振興中國必以文化改革為先。中華民族在今天所經歷的“改革開放”很可能是中華民族面臨的一次最為徹底的文化革新。刨除傳統是複雜的社會工程，其後果也難以預料，利弊同在，收穫不同，但無論如何繼續改革開放勢在必行；我本人對於中華民族源的全新探查假如沒有一個開放的文化環境與心態就無法繼續下去。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人或許正在從保守的傳統中逐漸走出來。《聖經》的作者一再“避諱”記述外面的事情，可能還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因為他們沒有完備的地理概念，他們對於後代遠去的地方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起用他們知道的熟悉名字替代（比如“西珥山”、“以東地”等），但是卻告訴了我們大致的方位，至於名字當時還是一片空白或者重複故鄉的名稱。（三）圍繞“簡狄”有關商朝的建立，其實不那麼簡單。很有可能是幾股勢力的共同聯合結果，牽涉到以掃家族、猶大家族、約瑟家族，還有但家族。並且他們在中國建立的遠不只是我們所熟知的殷商一個國家，很可能還有其他並存的政權，比如中國長江流域就很可能還有一個政權。三星堆文化與黃河流域的“商”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中國西域肯定還有其他政權與商並列。這些問題值得我們以後進一步關注、區分。但本書只討論中東和中國兩端，再細的結論不在本書範圍。第一次在《聖經》關注“以掃”時，這行文字使我幾乎驚呆：“26:34以掃四十歲的時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兒“猶滴”，與赫人以倫的女兒巴實抹為妻（AndEsauwasfortyyearsoldwhenhetooktowifeJudiththedaughterofBeeritheHittite,andBashemaththedaughterofElontheHittite）。“以掃”的老婆就叫“猶滴”，英語為“Judith”。假如用最接近的音譯實際上應該為“居狄”。這時我意識到：這不就是商朝之母“簡狄”嘛！假如為事實，商之母“簡狄”與夏之母“夏甲”之間有一層特殊的關係，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簡狄”貴為開國之母，可以安居中國的原因所在。28:6以掃見以撒已經給雅各祝福，而且打發他往巴旦亞蘭去，在那裏娶妻，並見祝福的時候囑咐他說：“不要娶迦南的女子為妻。”以掃就曉得他父親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實瑪利那裏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瑪哈拉為妻。他是亞伯拉罕兒子以實瑪利的女兒、尼拜約的妹子。“簡狄”(或“猶滴”Judith))與“夏甲”親孫女“瑪哈拉”同為以掃之妻。以掃帶領族人過境夏人之地是完全可以的，並且這個姻親很可能是有目的的政治聯姻。以掃娶“猶滴”早於娶“瑪哈拉”，時間與原因都符合。從先後而言，商明顯後於夏兩代。以掃的父親“以撒”與“以實瑪利”是同父異母兄弟。夏、商之間也有多層次的血緣關係，他們兩個家族在中國達成聯姻：“以掃”與“瑪哈拉”堂兄妹結婚。這個聯姻合乎傳統習慣。傳統歷史觀中商朝突然取代夏朝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我認為它們是錯落的並存關係。“Judith”的後人發達成為商，然後才取代夏，之間經過了14代人。總體來說，“三代並存說”和“三代取代說”看來都不完全正確，應該說“三代錯落存在”、“錯落取代”才正確。我們會在後來看到周朝同樣與商朝並存的痕迹，這都是因為他們之間本來就有親屬血緣關係，所以他們可以安然相處一段時間。他們之間的分別也很顯然，假如沒有任何區別就沒有必要彼此取代了，但是他們之間又明顯有血緣親族聯繫。旁證之一是：周朝時期“姬姓”佔有的封地最多，次之大姓為“姜”、“姒”、“子”等，然後才是百官。假如不是親族周朝“姬人”何必要善待自己的敵人“姒人”與“子人”呢？至於“姜姓”我一直懷疑是以色列的12部族之一。“簡狄”（Judith）的兒子“契”可能是誰呢？以掃的所有子孫體系清晰地列《聖經》中，但是沒有發現“猶滴”的後代。王族的家譜記載方式是稱王才記，而中國的“契”第十四代後人才稱王，中東的人恐怕就是想記也記不起來了，這或許是為什麼“契”在中東沒有記載的原因所在？假如說夏朝是閃族人與埃及人的結合體，那麼商朝就是閃族與含族人的結合體。因為Judith是“含族”的赫人（何利人）。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的居民應該同樣與Judith有牽連，也就是何利人。由於母系氏族的關係，我們可以說商朝的主體構成為“含族人”，很可能中國的“漢族”、朝鮮的“韓人”以及日本的“大和”都與此有關，突厥、匈奴等也與之有可疑關係①。考古證明，在中國區域分佈廣泛的新石器時代直到夏商，無論大江南北，西域和東南，他們之間存在着緊密的文化聯繫，儘管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對於這個奇特的現象我們只能以他們來自一個大的文化源頭來解釋，那就是他們全部來自中東以及周圍地區，所以無論在經濟文化還是其他方面都大同小異了。否則的話，在古代交通並不便利的情況下我們無法解釋所有的這些分散居住相隔千年的人們是如何交流溝通的。我的推測是，他們在中國境內並不一定有廣泛的接觸，但“同源”卻使他們有了足夠多的共同點。此書二校期間，我突然發現這樣假設“商朝”的起源或許更為合理：“殷商”就是來自“Esau”（以掃）的發音，他的妻子正是“簡狄”（Judith）。更絕的是，“以掃”就是“以東”，“以東”就是“紅色”！而中國的“殷”正是“紅色”。音義皆合！他們夫婦倆大約生活在3800年前。“殷”“商”分離而合都可能是一種巧合。當然也有可能只是“殷”來自“以掃”。（四）黃帝傳說與商朝關係黃帝形象以威嚴著稱，實際上暗示了不斷的嚴酷政治形勢與戰爭。與黃帝征戰的不僅有炎帝，還有蚩尤。炎帝有埃及特色，蚩尤也同樣有顯著的埃及特色，從其牛頭蛇辮來看，無疑屬典型的古埃及文化。我的匆促推測是，蚩尤與炎帝同為夏人，兩者的差別是，蚩尤明顯信仰牛，而炎帝明顯信仰羊，可能分別來自上埃及與下埃及。黃帝不說地域，假如論族別當為以色列人。黃帝的特殊，黃帝的撲朔迷離，讓人生疑。他的地位之高，他的神聖不可侵犯，他的不具體，我認為黃帝很有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是一位具體的人，而是數個人物的合體。從時間和對手來看，假如我們把黃帝看作上帝耶和華（Jehovah）倒是更為合理。黃帝實際上從聲母與韻母的不同方向推測既可以是“華帝”，也可以是商朝之“商帝”，然後至“上帝”。這一解讀也為中國周朝之後的“姬”姓找到了另外一個根據，因為“耶和華”的第一個字母“J”就可以讀“姬”①。中國古代文獻確實一致認為黃帝為“姬姓”，這點是沒有疑問的，疑問只是他為什麼姓“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