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東向東，再向東》之創世記(27)

美洲出土的玉圭與“簡狄”的聯繫讓人驚喜。我同意美洲印第安人是中國而去的殷商後人的說法。“俎女戍繭翟伯(肉祭有戍氏長女簡狄)”，這不是神話，而是實實在在的考古成果。在這個地方我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夏朝時期有許多“有”族，起碼應該有九個。《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九有”意思為“九域”。這裏與中國的“九文化”就開始有了聯繫。我們少數民族中有“九兄弟”的祖先傳說，還有“九個太陽”一個為王，一直到後來與王權直接相連的“九五之尊”。但我確實沒有找到中東與“九”相符的後代數目。並且禹時代已經有過九州。這真是讓我迷惑的一個問題。3600年前的商湯老婆就是“有辛氏”，她又是哪個家族呢？是夏商和親的見證嗎？我沒有答案。但我們知道，猶大的兩個兒子，早在迦南地遷徙到埃及之前就“死了”。會不會是他們倆帶了另外幾個家族的共9個同宗兄弟來到了中國成為中國的“9有”？由於以他們為主，所以全部都從了“猶大”的姓氏，以至於所有這群人都以“有（通“Judah”之“猶”）”命名自己的家族？其實周人之祖后稷之母姜就是炎帝之後的“有邰氏”！此“有邰”與“猶大”是什麼關係？查《辭海》，“九”與算術的聯繫也異常緊密。這讓人欣喜，因為“尺規”正是用來計算的工具。“九九乘法口訣”據說起源很早，春秋時期視之為“薄能”。我們推測“乘法口訣”起源於商朝當不為過。而數學本身在古代就被稱為“九九”。“算計”本身也是“九九”，比如“打小九九”。還有，“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九土”表示山水。“九山”，有解釋為“九州大山”。還有“天子居處有九門”。“九天”指“皇室”。“九五”之尊則來自《易經》“九五，飛龍在天”，指帝位。“九龍”則不僅四川省內有古縣名，並且它恰處雅礱江上的事實也讓人驚訝。不知道香港的“九龍半島”是古名還是今名。“九丘”《尚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九台”，市名。“九譯”，漢代之前謂不同民族或外國的語言經過的輾轉翻譯——“九譯”存在的事實本身就讓人浮想聯翩，漢代之前按照中國的正統歷史觀根本與外國沒有什麼聯繫為什麼會發生“九譯”呢？這個矛盾使正統歷史觀露出了矛盾的馬腳。“九宵”等與土地密切聯繫的詞彙使我強烈意識到，所有這些原本來自於巍峨高大的金字塔，而“九”實際上通“丘”更是顯示了與墳丘的聯繫，也就是“九”與金字塔建設的聯繫，它指出了金字塔所連帶的數學關係。商代是一個數學與建築、地理大發展的年代，因為他們有了尺規，而同期的埃及正是金字塔技術成熟的時期。再回到“圭”。中國《史記·伍子胥列傳》載：楚國為了捉拿出奔吳國的伍子胥，曾懸賞：“得伍子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看來手中拿圭是個極高的政治待遇。但玉圭為什麼是這樣一頭尖另外一頭方的特殊形狀呢？長久凝望玉圭那上尖下方的形狀，我豁然開朗。為什麼中國沒有埃及那邊直刺青天的大方尖碑？首先因為人力和技術有限，古代中國遠沒有埃及發達。古代統治者往往以製造一些普通人製作不了的東西作為神示，以證明其為“天之子”，比如金字塔、神像和方尖碑等。在中國同樣有類似心理存在。王杖在中國失去作用的原因恐怕就在這裏。埃及法老有金字塔，所以埃及王拿一根小棍就代替象徵了。但是普通人僅用杖根本不能說明自己的權威，誰都可以造一根小棍來指揮天下。沒有人力物力製造金字塔和方尖碑的古代中國統治者怎麼辦呢？中國人以笨重的“鼎”來代替這一切。傳說中國最早鑄鼎者是禹，目的是從多方面辨“神、奸”，其中一個意思不外是：我能造出這麼大的鼎來，你能嗎？所以我才是上天揀選的唯一人才，我才是“受天命”的人。這是為什麼在中國笨重的“鼎”逐步成為王權象徵的由來和真正原因。中國最大的商鼎司母戊竟然達到800多公斤，不說工藝，僅只是採礦與冶鍊技術也非一般人所能達到。禹之造鼎，實際上開闢了一個新時代，他帶來了中東成熟的青銅工藝。之前的中國文化代表應該是陶和玉器。造鼎既是一種新技術示威，也是一種科技壟斷。金字塔、方尖碑的建設也是同樣的道理。中東巨大的方尖碑既是技術的象徵也是王權的象徵，所以從那裏過來的人不會忘記方尖碑的特殊意義，到了中國便簡化為玉圭！兩者形狀一模一樣，功能幾乎一模一樣，分別只在大小。拉爾夫這樣解釋一根大約公元前1450年的埃及方尖碑的意義：“作為太陽的象徵符號，方尖碑大都成對地樹立在神廟的入口處。方尖碑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作為日晷的指針使用”。這個解釋再一次把中國境內的玉圭與猶大家族的“ruler”族徽以及《伏羲、女媧》圖聯繫起來。對於全球王室用杖、只有中國人用鼎的傳統，我還有另外一個猜想：中國地區承認自己從屬於中東的母國，所以從來沒有為王的非分要求。古代等級森嚴，對於王權人們從來不敢有所僭越。鼎本為沒有政治含義的食用器皿，用來烹煮肉等，後來演變為具有象徵意義的禮器，比如社會政治結構的最上端的人們可以使用九鼎八簋，次一個等級的用量逐漸降低，一直到只可以用一鼎，平民百姓則一個都不可以使用。那麼作為這個等級序列的最頂端，同樣有他們不可跨越的雷池：王杖是絕對不能使用的，因為在中國的“王室”從中東的角度講不過是“諸侯”而已。這就是在中國見不到王杖的原因，鼎反而成為王權象徵。長期以來人們把中國的鼎作為“王權”象徵看待，是個錯覺，將其作為“省長”或“總督”的象徵才可能比較接近事實吧。3.“外面的”事情《聖經》為什麼不提起隱約感覺到，《聖經》與中國歷史一樣避諱提及“外面”的事情，喜歡以“我”為中心，外面的事情有時故意裝做不知道，甚至外面的世界對於他們來講並不存在，周邊皆為不屑“狄夷”。在古老顯赫的中東家族那裏，年輕的中國顯然是他們眼中標準的“狄夷”。但《聖經》作者會不會出於什麼善意的動機對受到驅逐或自願離開中東的家族全部故意隱而不談呢？這裏面或許有約定俗成的重大理由，正因如此《聖經》對這一傳統本身更是諱莫如深，以至於在《聖經》中我們無法直接找到這一理由的表述。對於這個問題我曾經試圖從常理進行推理，但都不太確定，最後在一本書中偶然地得到了一個答案，並且出處來自一本談中東歷史文化的讀物，這使我欣喜不已。“在古代（中東）社會，把某個成員驅逐出社區就是最重的處罰了。它相當於（罷黜）今天的公民權，判處死刑。因此上帝把亞當和夏娃驅逐出樂園，也就標誌着他們在樂園的公民權被取消了，死亡了。他們從此之後就要和上帝創造的那個充滿危險的世界搏鬥，這和判處死刑實際上是一碼事。正因為如此，在古代農業民族中，都有安土重遷的情結。①”傳統中國人是“安土重遷”的民族代表，僅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中國與中東之間的又一文化聯繫。中國人如此重視外出動遷、死守家園也不願意搬遷的心理從這一點也算是找到了根源，因為沒有人喜歡被判“死刑”。遠走他鄉不僅標誌着自己生命的消亡，也標誌着在家譜上永久消失，所以它更是一種恥辱。時間久遠之後我們忘記了“安土重遷”的原由，但卻機械地保留了該傳統，中國人即便是死也要“落葉歸根”的心理是這一古老傳統的另外一種形式的延伸。被驅逐的恐懼深深地留在中國人的記憶中。但有人會以此來反駁我的“全球文明同源論”：既然中國繼承了安土重遷的傳統，一般意義上的西方人也應該同樣如此，但為什麼今天的西方人就和東方人有不同觀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