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與理的悲劇性衝突

“驚夢”、“夢中之愛”的構思，也恰是杜麗娘的悲劇所在，更是“情”的活力呈現。杜麗娘之“情”與“理”相對。理學在明代經封建統治階級的提倡，對整個社會與人都起着全面的壓抑與鉗製作用。封建禮教對青年男女個性束縛與情愛的壓抑尤其嚴酷，“存天理滅人慾”成為衛道人士們的說教。明代“表彰節烈”的行動甚於宋元。杜寶責備女兒白日“閑眠”，“是何家教”?他請腐儒陳最良教授杜麗娘，為的是“要他拘束身心”，當他聽說女兒可能懷春成病，卻說：“點點年紀，知道個什麼?”陳最良是迂腐僵硬，他“從不曉得傷個春，從不曾游個花院”。在封建禮教嚴酷、“男女授受不親”的環境中，杜麗娘有何機會與可能去接近青年男子?她只能在沒障礙的夢境中相識意中人。湯顯祖讓杜麗娘初識情人只是在夢中而不是在現實中，正說明封建禮教與封建家長如何壓抑與剝奪了一個少女愛的任何可能，而迫使她只能孤獨地陶醉於幻夢之中。這是杜麗娘的悲劇所在。現實中的不可能就轉而在夢境中追求與沉醉。杜麗娘“驚夢”之愛，不是“驚鴻一瞥”，而是立即迅速燃燒至熾熱點：“和你把領扣拉，衣帶寬，袖梢兒■着牙兒苫也，則待你忍耐溫存一晌眠”，“緊相偎，慢斯連，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逗的個日下胭脂雨上鮮”。〈驚夢〉寫得很明白，這對初戀情人不僅一見傾心而且愛得很深，他們相愛而且幽會——**了，“共成**之歡”，不僅有心靈的互相吸引，而且有肌膚相擁的熱烈深切。〈驚夢〉如此**辣地呈現杜麗娘的愛與欲，我們不覺得其俗，而是認識到湯顯祖對“情”的思考的深刻。杜麗娘自稱：“可知我常一生兒愛好是天然。”她對美、對愛的追求，是天然而然形成，不需任何引導。所以湯顯祖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湯顯祖以杜麗娘“驚夢”顯示這“情”乃是天然的，天然的愛情與**是任何力量也遏制不住的。“驚夢”使潛藏於杜麗娘內心深處的情一下子全面覺醒了。與其說杜麗娘在夢中相識了一個“人”，不如說這個“人”讓她感受到了情的**辣的魔力；與其說夢醒后她要尋找這個“人”，不如說杜麗娘要尋找那令她銘心刻骨的“情”。這一思想顯然受到明代的個性反叛思潮的影響。湯顯祖曾受教於心學左派王艮的三傳弟子羅汝芳，他讚賞與接近左派王學的另一思想家李贄的叛逆思想。李贄反對“存天理滅人慾”的宋明理學，而主張“吃飯穿衣就是人倫物理”，要求張揚個性，肯定“人慾”即解放人性，例如讚揚卓文君私奔是“善得佳偶”。《牡丹亭》表現“情”與“理”的衝突。杜麗娘、柳夢梅所追求的“情”與以杜寶為代表的封建禮教勢力(“理”)之間的矛盾衝突是戲劇衝突的基礎。明清傳奇的特點是劇中對立雙方人物的行動形成兩條情節線并行發展。杜寶、杜母、陳最良等人的活動構成了杜麗娘生活的外部環境，這一外部生活環境的理念是“理”，“存天理滅人慾”之“理”。杜寶、杜母、陳最良對杜麗娘的態度雖然表現有別，他們的出發點都是一個：“用封建禮教來規範杜麗娘”，以至於他們都無視杜麗娘內心發生的激烈變化。杜麗娘也只是獨自在心靈中幻想着，掙扎着。在那樣的外部環境的壓抑下，她無法表現與付諸行動，她對愛情的幻想與追求只在自我內心激烈地衝突、掙扎與煎熬着。這就是形成了杜麗娘的內心動作。這個內心動作具有悲劇性。這一內心悲劇動作所具有的含蓄深沉戲劇性與纏綿濃艷凄異的抒情性，正是《牡丹亭》戲劇魅力之所在。追尋與實現夢中之“情”，是劇中人杜麗娘的貫穿動作。“驚夢”的意蘊貫通了全劇。“夢”中之“情”的“一往而深”支配了杜麗娘在夢醒之後的人生行動。這個貫穿動作明確、充沛、有力，而且一以貫之；幾經曲折，由人而鬼，由鬼返人，天翻地覆，經歷磨難，而情始終不變。戲劇峰迴路轉，**迭起。“驚夢”之前，杜麗娘的內心世界是單純明凈也是單一的，她要做什麼，她自己並不明確，她只有一絲淡淡的苦悶。“驚夢”之後，杜麗娘的內心形象立即明確，情感世界豐富充實。她雖然是個封建時代的閨中少女，溫柔嫻雅，在對待愛情問題上不如她的同時代西方姑娘朱麗葉那樣熱烈奔放，但是杜麗娘一旦覺醒就一往情深，咬住不放，經歷磨難，生生死死而不悔。因此，她的戲劇動作非常明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