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的時代與文化變遷

強調湯顯祖與莎士比亞“同時”，除了讓我們肯定《牡丹亭》在世界文學史上的藝術價值，產生民族自豪感，對我們理解湯顯祖及其創作，還有什麼意義呢?有的，還有極其深刻的歷史文化意義，而且應當從歷史的橫寬與縱深兩方面來看。先說“橫”的，也就是十六、十七世紀的歷史斷面。湯顯祖與莎士比亞“同時”的歷史橫切面，在晚明社會與伊麗莎白時期英國社會，都出現了商品經濟蓬勃，市鎮擴展，社會風氣開放，學術思想及文學藝術活潑躍動，階級關係異動與解紐，以及財富累積與貧富懸殊共存的現象。這樣的社會充滿新的憧憬與挫折，拓展了思維與感情伸延的空間，給人模擬人生與展現想像的戲劇提供了“美麗的新世界”。明代社會發展到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間，承平已久，是最**橫暴的皇權，因皇帝之荒嬉而徒具其表，高壓集權的政治制度逐漸松馳，出現了類似“解嚴”的社會開放心理。學術思想因王陽明學派對心性及人生意義的探索，使人深一層認識與肯定個人主體的意義，出現了個人信念與官方意識形態衝突的危機，甚至爆發出李卓吾那種對三綱五常的質疑。在高壓皇權與意識形態逐漸鬆綁的氣候下，中國東南半壁及沿交通幹線(特別是大運河)地區，商品經濟高速發展，“一些人先富起來”，造就了消費文化，也刺激了戲曲文娛的急速發展。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從嘉靖到萬曆(一五七三～一六二)年間，士大夫文人大量參與戲曲創作，不自覺或半自覺地，把社會變動的意識衝突與能量，以及激發出來的憧憬與挫折，帶進了戲劇這個人生處境的想像空間。湯顯祖的偉大成就，正在於他以生花妙筆展現了社會與文化意識的變遷，凸顯了個人主體對人生意義的認知，指出追求幸福就要執著不懈，鍥而不捨，雖九死而不悔。再說“縱”的，即是由十六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這四百年來的歷史文化變遷。從全球的宏觀角度言之，就是西方的興起、茁壯與拓展，建構“世界系統”的霸業，掌控了全世界經濟政治命脈與文化發展方向的歷程。在文化領域方面，四百年前歐洲經歷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各地都展開了知識階層主導的“白話文運動”，戲劇也從宗教性的道德教化劇轉成反映社會變動與人生處境的“新話劇”。英國的莎士比亞、西班牙的洛佩，德?維加(一五六二～一六三五)與卡爾德隆(一六～一六八一)、法國的莫里哀(一六二二～一六七三)，都在進行文體的探索與創造，參與了文化變遷與轉型的過程，重新審視個人命運的意義，直接導向現代人關注的世俗處境。從意識思維的脈絡來看，這些三四百年前歐洲劇作家的創作，與現代人的思想感情及人生處境，息息相關，也容易產生髮自心靈深處的共鳴。反觀中國近四百年的發展，情況大不相同。晚明出現的學術思想及文化藝術開放局面，到了清朝底定江山之後，就漸次萎縮。一方面是康雍乾三代的勵精圖治，建立了大清帝國的宏圖偉業，赫赫武功踵事以文華，強幹弱枝，重本抑末，鞏固中央集權而壓制自發的商品經濟關係。另一方面則大興文字獄，鉗制思想解放，重整階級關係道德秩序，造成保守封閉的社會氛圍。在文學與戲劇發展方面，清初的蓬勃只是延續晚明的累積的能量，不再有草根性的可持續發展基礎。從文體變革的角度來看，明清傳奇與小說呈現的文白糅雜，並沒有衍生成文藝精英所首肯的主流：晚明雅俗交流產生的社會能量與文化反思，不但得不到茁長的空間，還日漸邊緣化，只剩低俗消閑的作用。即使我們接受周作人的說法，把新文學的源頭上溯到晚明，清代的發展也只不過是涓滴細流，不絕如縷而已。中國的“白話文運動”，要等到清末民初，西風東漸之後，社會的主要能量已經憂積成反傳統的洪流，才以結合西方現代文明的姿態出現，要把中國文化傳統(包括戲曲)一舉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明清以傳統文人心態創作的戲曲，在思想感情上都令現代中國人感到格格不入，主要是因為，這四百年的歷史文化距離，不是單純的四百年，還包括了近百年來中國文化面臨的天翻地覆變化，學習的是西方，打倒的是自己的文化傳統。看到戲曲的優美曲詞，完全不知所云，倒是續起莎士比亞的白話譯本，感到心靈的貼近。西方歌劇的歌詞聽不懂，也不問是意大利文、德文，還是法文，先讚美咬字吐音無懈可擊，自慚學力不足；崑曲聽不懂，就怪曲詞艱澀，拖腔莫名其妙，質問為何不改成老嫗都解的流行歌曲。其實，問題不單是出在時代的隔閡、文化傳統自身的萎縮與後來的斷裂，也出在我們自己對待優秀傳統的態度上。那麼，湯顯祖及《牡丹亭》有什麼現代意義?能帶給我們什麼文化啟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