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千年的亞洲

《亞洲周刊》，2000年1月。

千年是一個歐洲事件。

它是標誌歐洲而不是亞洲日曆的重要轉折點。

在上一個千年轉折的999年，歐洲社會在黑暗之中衰敗不堪，沒有任何飛速前進的希望。

但是，它們做到了這一點，將人類文明帶入到了科學技術先進、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一個新高度。

如果歐洲沒有這樣的飛速發展，那麼包括亞洲在內的大多數人類，將依然停留在封建時代。

可以稱剛剛結束的千年為歐洲千年。

歐洲人有充分的理由歡呼這個歷史性時刻。

對於亞洲人而言，這卻應該是反思的時刻。

一千年前，亞洲社會看來更有前途。

中國正在經歷宋朝的榮光。

當時世界上最大且最繁忙的城市是東南亞的吳哥窟。

儘管具有前景美好的環境，但是亞洲社會還是衰退了。

它們喪失了整個千年。

即便現在，也只有一個亞洲國家已經完全趕上了歐洲，那就是日本。

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警醒亞洲人：在歷史上，他們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刻開發其潛力，與此同時，激勵他們更勇敢地實現其抱負和期望。

如果他們共同行動，亞洲社會可能會再次笑傲群雄。

但是，走出昏睡的千年並非易事。

亞洲人需要詢問自己幾個嚴肅的問題。

本文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在千年開啟之際，如何看待亞洲應該追問自己的幾個問題。

他們如何喪失了一個千年？他們還會失去下一個千年嗎？在新千年裏，他們必須應對的挑戰是什麼？為《亞洲周刊》紀念新千年而撰寫的本文試圖清楚地說明亞洲社會面臨的主要挑戰。

“在這個歷史性時刻——歐洲的優越地位正在如此迅速地走向終結，亞洲正在壯大和復活，因此20世紀的主題註定是東方和西方之間全方位的衝突——未來將轉向太平洋，理解任何問題必須以此為出發點”

亞洲必勝信念大約從1995年開始？不！

美國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說是1935年。

亞洲顯然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區域。

它已經喪失了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甚至第二個千年的大部分時間，歐洲以及後來的美國在人類發展進程中遙遙領先，它們對全球進行了殖民統治並支配着世界經濟。

但是在上一個千年開始的時候，形勢看來是非常不同的。

中國在宋朝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出現在東南亞的吳哥。

印度和阿拉伯社會在學習方面領先於歐洲。

亞洲的前進腳步延續了幾個世紀。

從此以後，在過去5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亞洲社會停止了學習的進程。

為了避免喪失下個千年，亞洲必須恢復已經中斷幾個世紀的學習過程。

他們應該無情地分析其歷史。

比如，他們必須懂得為什麼如此之多的亞洲國家遭受了小小歐洲國家的殖民統治。

問題出在哪兒？他們必須深入了解西方的優異之處在哪裏。

許多人確信歐洲的成功純粹是在物質因素方面，即它在過去500年科學技術的主導地位，歐洲的精良武器征服了龐大的亞洲大眾。

但是，僅僅考慮“硬件”

而無視推動歐洲社會發展的“軟件”

是錯誤的。

錯誤地吸取教訓可能要比完全不吸取教訓糟糕得多。

在歷史進入新千年之際，正確地吸取教訓更加至關重要。

變遷的頻率正在加速。

只有具備競爭優勢的社會才能取得更快的進步，而沒有如此優勢的社會將會更快地落後下去。

找到合適的“軟件”

並不難。

成功的社會就會存在這些“軟件。

好的表現是可以觀察到的。

為什麼不全盤照搬？畢竟亞洲已經這樣幹了，並因此改善了“硬件。

但是，即使成功的社會也不會理解真切的“硬件”

會促進他們的成功。

通常以良好的動機，給發展中世界的建議是極為簡單的：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民主和自由市場。

力圖不斷轉型到民主政體的社會，其中包括主要大國，總是難如人意。

沒有建立正確制度框架而嘗試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那些社會同樣如此。

更深刻的原則可以解釋發達社會成功的原因。

像我這樣的短文當然不能給出所有的答案。

但是，我將提出可能找到的成功“軟件”

的三個主要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精英治理。

當歐洲19世紀摧毀封建主義的時候，貴族統治為精英政治所取代。

資本主義的本質要素是“創造性毀滅”

，它孕育了一批新的精英。

民主為清洗舊勢力提供了制度過程，新的精英階層相應艱難地誕生了。

因此，資本主義和民主並不純粹是其本質目的（即使他們的意識形態崇拜西方理念）。

在大多數時間裏，這同樣是激發新才智，同時避免舊式勢力影響的功能性工具（舊勢力是亞洲失敗的主要原因）。

如果每個亞洲社會允許最好的觀念存在和發展，亞洲就會較好地起飛。

但是，保守的社會政治力量拒絕變革。

大量的亞洲天賦遭到浪費。

全球化可能會在保守力量衰敗的地方取得成功。

新興的經濟力量正在亞洲艱難前進，並激發出聰明才智。

超過一半的美國50萬外國留學生來自亞洲。

美國大學教育系統是最先進的精英教育體系。

亞洲人在這裏的成功顯示亞洲具有與世界分享的最大人才資源庫。

從表面上看，這對亞洲是有損失的。

大多數亞裔學生畢業后不會立即返回亞洲。

但是，最終他們會回來的。

中國台灣的經濟成功就得益於留學生。

印度軟件業的高速成長同樣得益於“流失的智囊”

的回歸。

從銀行業、諮詢公司到富有活力的信息技術新企業的跨國公司也在吸引並培養亞洲人才。

這些人才是垂死的亞洲社會復興的催化劑。

第二個原則是“和平。

當然，在歐洲成長期間，和平至少是重要的基礎。

歐洲發生了兩次你死我活的戰爭，在這些愚蠢無知的戰爭中，許多最好的歐洲理念遭到遺棄，因此他們拋棄了幾個對抗的世紀。

兩次大戰的一個簡單解釋是精神與物質環境之間相關的時間間隔。

20世紀上葉，即使戰爭工具對其權力的削弱越來越顯著，將戰爭看作追逐權力的合法工具這樣的封建理念殘餘在歐洲依然還大有市場。

荒謬的是，核武器的出現可能最終打破了這個時間間隔。

包括許多主要政策制定者的理念在內的亞洲觀念還是停留在封建時代。

他們將國際關係看作是一場零和遊戲。

但是，他們必須吸取戰後日本和德國已經吸取的教訓：應該和平地追求權力和繁榮。

如果其領導人認識到和平是現代世界追求增長和繁榮的根本條件，那麼西亞、南亞、東南亞和東北亞的政治活力將更加如意。

戰爭趕走了投資者，封殺了人才。

和平卻能取得相反的效果。

在任何兩個亞洲大國之間，僅僅一場大戰就能使亞洲後退到19世紀。

鄧小平曾經指出，應該由未來的人們來解決今天的領土爭端，亞洲的確應學習這位智者的至理名言。

第三個原則是“誠實。

這聽起來有些陳腐可笑，但是這是關注亞洲最不體面的**的禮貌方式。

成功的社會擁有一批發揮積極作用的精英。

他們對社會的付出要大於他們的所得。

失敗的社會則有許多**的精英。

即使像蛀蟲一樣苟且偷生，他們也是本性難移。

亞洲的民主社會和非民主社會都存在**現象（其他社會同樣如此）。

為了有效地根除這一醜惡現象，法制就必須有力地嵌入到亞洲社會。

因為很難證明它，像費迪南多·馬科斯這樣最驚人的案件例外，因此**的確是一個害處多多的問題。

**在各個層面上繁衍，而其危害並不純粹體現在經濟方面。

**的危害也體現在社會和精神方面。

**現象孕育了玩世不恭和自我覺醒，這就導致了亞洲沉淪的惡性循環：什麼時候才有變革的希望？為什麼不試一試？這裏提出一點亞洲必須與之妥協的最可怕的事實。

亞洲並未因為殖民主義而衰退。

他們也沒有因為不平等的國際經濟力量而衰落。

外部原因只是外部的，通常也是良性的。

在過去500年裏，亞洲落後於歐洲的真正原因十分簡單，那就是，亞洲人自己造成了亞洲的落後。

但是，我不想悲觀地結束本文。

亞洲還有變革的希望。

全球化將在亞洲產生新興的精英。

這同樣也會加速亞洲變革的速度。

大量的亞洲人正在國內外接受各種教育。

信息的全球傳播擴展了亞洲人的視野。

“無知的面紗”

正在揭開。

新的學習過程已經開始。

所有的這些力量將為亞洲社會創造一個新機遇。

但是，亞洲社會必須接受的一個教訓是如何創建、貫徹並維持合適的“軟件”

：精英治理、和平以及誠實（即MPH，在急速變遷的時代，這也許是一個好的、能夠記住的縮略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