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會”的回應

雖然1997年亞洲發生了金融危機並隨之帶來各種不幸，但是亞洲人依然對其前景保持樂觀。這樣的樂觀主義是健康有益的。對於亞洲而言，從恰好一個世紀前歐洲經歷的歷史中接受一個小小的教訓可能大有裨益：當時的歐洲同樣充滿了樂觀的情緒。布熱津斯基在其著作《失控》中描述了當時的世界是怎樣的情景：20世紀在希望之中來臨了。20世紀在相對良好的環境中揭開了序幕。大體而言，世界上的主要大國已經分享了一段相對長久的和平時期……1900年1月1日，許多首都瀰漫的心境基本上是樂觀主義。國際格局似乎趨於穩定。看起來現有的帝國也是文明而安全的。雖然充滿了如此熱切的希望，但是20世紀究竟如何？布熱津斯基的描述是：……（20世紀）是人類最血腥和令人厭惡的世紀，是幻想政治和野蠻殺戮的世紀。殘忍的制度化達到了空前絕後的程度，毀滅在大規模生產的基礎上得到嚴密組織。科學造福人類的潛力與實際上沒有限制的政治邪惡之間的鮮明比照令人震驚。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這樣席捲全球的屠殺，從來沒有如此之多的人命喪黃泉，也從未有為了如此自大的非理性目標而持續集中地進行人類毀滅。今天，亞洲必須自問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有多少亞洲社會（日本除外，它是西方俱樂部的成員之一）有絕對的信心認為，它們正處於接近與當代北美和西歐的先進社會一樣成功和繁榮的進程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者只有少數社會可以如此，那麼“也許會”的回應就會更加強烈。在達到西方社會所享有的廣泛發展水平之前，亞洲社會還存在許多亟待克服的挑戰。第一個挑戰是任何社會發展必需的經濟領域。直到1997年中期，大多數亞洲社會堅信，它們保持了良好的發展態勢。它們已經掌握了現代經濟的各種基本規則，採取經濟自由化，鼓勵外來投資，並奉行節儉型財政政策。國內的高儲蓄率為其提供了舒適的經濟緩衝器。在幾十年中年均經濟增長率持續維持在7%或更高之後，像韓國、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家相信，它們已經發現了經濟發展的神秘萬能葯。緊隨1997年7月2日泰銖貶值之後發生的事件說明它們還沒有發現這種藥方。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沒有任何經濟學家預計到這場金融危機的程度或規模。在危機的根本原因方面，經濟學家和分析家還存在嚴重的分歧。寫作本文的時候，這場危機還在演變之中。對危機的基本原因做出明確的判斷還為時尚早，但是一些建議還是值得提出的。在經濟領域，存在着大量的失誤。比如，雖然存在利率差異，但泰國依然決定維持美元與泰銖之間的固定匯率，這樣，泰國商人就可以借入廉價的美元，並賺取泰銖的高利息。這同樣導致泰國財產與證券市場的過度投資。很明顯，所有這些都是難以持久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此提出了慎重的警告，但是，當時相對虛弱的泰國聯合政府不能開具苦澀的藥方，而這是改善處境所必需的措施。泰國政府的無所作為是因為這付苦藥不得不由其金融支持者吞服。從國內情況看，經濟與政治因素的混合刺激並延長了金融危機。此外，還有一個使這個故事複雜化的新因素：全球化的力量。所有東亞經濟管理者從1997-98年金融危機中吸取的主要教訓是，它們不僅要對國內因素負責，而且要對國際金融市場及其主要參與者負責。東亞對危機不要感到驚訝。這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和自由化的邏輯後果。一體化既帶來了好處（生活水平的重要提升），同時也帶來了損失（比如喪失經濟管理的自治權）。但是，喪失自治權顯然無人願意認可並接受。這在東亞國家對危機最初的反應是以拒絕為特徵中得到了清晰的體現，同時這也說明了在面對這樣的新情況時，東亞的心理節拍落後於東亞理念了。具有意義的是，徹底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具的診斷藥方的兩個東亞國家是韓國和泰國，在這兩個國家裏，發展中的中產階級最為迅速地融進了現代經濟相互聯繫的全球領域中。在我寫作本文之際，雖然它們將繼續面臨許多嚴峻的挑戰，但是現在其精英已經與新的金融網絡相融合了。泰國新財政部長他林·尼曼哈明達（TarrinNimmanhaeminda）在任何金融中心悠閑地漫步和交流。他的表現是正在出現的新的全球化亞洲理念的一項指標。1997-98年的金融危機同樣顯示了中國人理解“危機”這個術語的智慧：中國人的“危機”觀包含了“危險”和“機會”兩種漢語意義。東亞社會顯然已經經歷了許多危險的時刻。如果它們通過這次危機得以重組和復興經濟和行政管理體系，那麼可能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創造出足以應對源自全球化的現實與未來挑戰的國家免疫體制。迄今為止，這麼說為時尚早，同時也相應強化了這種觀點，那就是，在經濟領域，在回答“亞洲人會思考嗎？”這個問題時，人民或許會給出“也許會”這個答案。其次，在政治領域，在達到西方的政治穩定與和諧的水準之前，包括東亞的大多數亞洲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當代大多數西方社會，幾乎沒有政變和內戰的危險（可能也有例外，比如北愛爾蘭）。雖然美國和法國的總統制與聯合王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威斯敏斯特模式存在重大差異，但是西方社會在政治安排上推行的都是自由—民主模式。這些政治模式並不完美，存在從既得利益集團的遊說到議員政治（議員為選民所爭取得到的地方建設經費）的各種制約社會進步的特徵。大多數西方社會的政治發展已經萎縮，這麼說的確合理。但是，這僅在無關痛癢的層面上萎縮了。多數西方公民生活在國內安全、沒有壓迫擔憂、並對政治架構感到滿意的社會中。有多少亞洲社會享有如此良性的狀態？顯然極少。同樣明顯的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沒有幾個社會能夠達到這種狀態。這就再次為支持“也許會”的答案提供了依據。第三，在安全領域，西方社會超出其他世界的一大優點是它們間的戰爭似乎已經成為過眼煙雲了。其原因是複雜的，但是其中之一是在西方部族中，其數量遠少於世界的其他地區，他們之間具有種族親和感以及歸屬共同文明的感覺。當然，歷史上頻繁的戰爭讓他們筋疲力盡，這可能也發揮了作用。歐洲的戰爭次數（確實屬大戰）舉不勝舉，英國人、法國人以及德國人彼此之間相互鏖戰（包括20世紀的兩次），但是今天聯合王國、法國和德國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這同樣意義非凡。這是重要的文明行為，反映了人類歷史已經大踏步地向前邁進了。但是，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或者朝鮮半島南北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是“零”嗎？如果答案是“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等於零”的話，那麼亞洲觀念（或亞洲社會的觀念）並未達到西方一樣水準的主張是不是合理的？第四，亞洲在社會領域面臨著嚴峻挑戰。根除歐洲文化的封建殘餘（經濟自由以及之後的社會自由）產生了工業革命導致的社會斷層；這是正確的。與此同時，不清楚的是，東亞類似的經濟革命是否會對亞洲社會產生同樣的革命性影響。遺憾的是，一些封建殘餘，尤其是宗族排外和裙帶關係嚴重製約了亞洲社會的發展，難以實現真正的精英治理機制，在這種機制下，單個公民才能僅憑個人能力而不是出身、社會關係或種族背景就能獲得發展。最後，或許也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是：亞洲理念是否能夠發展出東西合璧的價值觀，即在保存一些有益的亞洲傳統（比如，重視家庭、服從社會利益、節儉、保守的社會道德觀念、尊重權威等）的同時，吸收西方社會先進的合理觀念（強調個人成就、政治經濟自由化、尊重法制和基本的國家制度等）。這將是一個複雜的挑戰。某些西方評論家對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迅速反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反應）是：認為該危機基本上反映了亞洲價值觀的失敗。如果沒有其他任何企圖，如此迅捷的反應就說明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關於“亞洲價值觀爭論”刺痛了西方心靈的敏感神經。西方人埋葬亞洲價值觀的渴望體現了“爭論”期間給他們造成了真切的痛苦。真正檢驗亞洲價值觀的生命力和合理性的不是理論演繹，而是實踐檢驗。試圖將遵從亞洲價值觀與金融危機直接掛鈎的那幫人可以找出許多的客觀事例，因為東亞社會對危機做出了形式各異的反應。韓國和泰國屬於受到危機衝擊最大的三個國家之列（它們被迫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幫助），西方觀察家因為兩國推動民主化進程而加以高度評價。而受危機衝擊最小的三個開放的經濟體，即中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則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體制。簡言之，政治體制和金融脆弱性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迄今為止，此二者之間惟一清晰的聯繫是良好治理與危機期間靈活性間的關係。良好治理與任何單獨的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之間並沒有關係，但是與政府發展經濟、社會和行政體制的意願與能力是相關的，具有彈性的治理體制能夠應付我們現在進入的新經濟時代的各種挑戰。中國提供了這樣一個極為生動的範例。其領導人並未尋求理論上完美無缺的政治體制。相反，為了推動社會的進步，他們尋求的是腳踏實地的現實方案。中國民眾支持這樣的現實主義，因為他們同樣感覺到中國該到了追趕西方的時候。從傳統上看，中國人一直在尋覓一個好政府，而不是一個小政府。日本在適應新的經濟環境中遭遇巨大困難的事實（在西方人眼裏，日本是東亞最自由民主的社會）說明，政治開放並不必然是一個關鍵變量。西方理解到亞洲重新發現亞洲價值觀的努力不是僅僅或主要尋求政治價值觀，這是相當重要的。亞洲價值觀象徵著亞洲觀念中的一套複雜的動機與渴望：一種復興與過去歷史之間聯繫的渴望，其歷史因為殖民統治以及西方世界觀隨後主導全球而遭割裂；一種尋找到培養其年輕人在傳統與現代間保持正確平衡的努力，以便他們在新技術時代相互聯繫的全球領域保持開放的態度，並根基於和意識到其祖先的文化；以及一種界定其自己、社會與國家認同的要求，在其祖先從潛意識裏曾經認可他們低西方人一等的世界上，這種方式可以促進他們的自尊意識。總之，20世紀90年代重新主張亞洲價值觀體現了一個複雜的再生和重現的過程，這是社會復興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重複一下，斷言亞洲社會是否能夠融進現代世界並與其歷史重新結合起來未免為時過早。兩個方面都是巨大的挑戰。西方超越亞洲的一個明顯優點是他們堅信，他們成功地躍進到現代是其價值觀體系與現代世界之間獨特地相互兼容的結果。的確，許多西方人相信（有意識地或潛意識地）：如果沒有西方價值觀體系，就沒有任何社會可以真正地現代化。只有時間知道亞洲社會是否能夠作為亞洲本身而不是西方的複製品邁入現代世界。因為判斷他們是否會成功地做到這一點的確太早，因此，給“亞洲人會思考嗎？”以“也許會”這個答案的主張或許就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