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解決

美國的政治家們還不習慣用悖論的形式思考。美國人的世界觀植根於古老的神話當中，它趨向於把世界分為黑白兩色。縱觀美國的歷史，當面臨明確敵人的時候，美國人都能夠奮勇拼殺。從“頭皮獵手”（印第安人的貶稱）到黑奴軍隊，從納粹統治到“紅色威脅”都是如此。只有當敵人已十分明確並且被妖魔化之後，美國人才會採取軍事行動。很不幸，聯合國也曾差點被妖魔化了，但依靠運氣和暗藏的智慧，聯合國躲過一劫。理查德·荷爾布魯克大使曾邀請參議員耶西·赫爾姆斯參加安理會八月會議並發表演講，這一做法是很明智的。當參議員先生應邀出席會議並發表演講之後，他還請求安南秘書長與他的家人合影（隨後甚至邀請安南先生到位於南卡羅萊納州的母校演講），這樣一來他就不可能再去醜化聯合國了。但是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面臨的真正問題在於，僅用黑白兩種顏色並不能描繪聯合國的複雜形象。他們在制定美國對聯合國長期政策的時候，應該學着用悖論和矛盾的觀點去思考。下面幾個例子也許有助於證明這個觀點。美國的科技將會緩慢而無情地改變整個世界，到時將會出現複雜的全球利益關係。儘管聯合國憲章的導言寫得義正詞嚴，但是聯合國作為惟一能夠維護全球利益的機構卻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它的所作所為更像是為全部188個國家提供了一家利益交換所。在那篇著名的千年報告中，秘書長先生明確地提出了一個挑戰。這裏就是我們今天所面臨問題的癥結之處：戰後形成的多邊政治體制使全球化進程得以興起並迅猛發展，但是全球化進程卻反過來證明這種體制已經逐漸過時了。簡而言之，戰後建立的那些組織機構是為了適應國際化需要的，但是我們現在卻生活在一個全球一體化的世界裏。對這種形勢的轉變，作為國際社會的領導人我們要進行有效的應對，這也是聯合國面臨的一次嚴峻挑戰。我們不難想像，國家領導人和外交官員為維護本國利益所作的努力將會無意中促進全球利益的實現。但美國的外交記錄顯示，美國人很難將本國利益與全球利益協調一致，這一點在海洋法會議上表現尤其突出。最近在美國和西方學者之中流行這樣一種觀點，當一國的政府由於自私而未能保護全球公共利益的時候，來自市民社會的代表以及各種非政府組織能夠更好地代表民意。這種觀點在理論上也許說得通，但是看一看在西雅圖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會議上的爭鬥表明市民團體和無政府組織也不過是它們部門利益的代言人。按照美國人的思想觀念，無政府主義的代表們認為自己比政府更好地代表了公眾利益，因此他們很容易就佔領了道德高地。但是正如西雅圖會議所證明的那樣，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官都被無政府組織代表的發言弄得暈頭轉向，因為那些人口口聲聲說要代表全球60億人的利益，但他們對其他國家人民的利益卻一無所知。歷史上很多人都帶着利他主義的面具，但是真正奉行利他主義原則的行為卻屈指可數。在現實生活中，不管是政府也罷，商業集團和無政府組織也罷，其行為準則從根本上說都是一樣的：每個組織都汲汲於謀求自身利益（即使他們堅信自己的利益代表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美國政府有理由保護醫藥公司的專利權，但它也必須承認這樣做剝奪了人們使用藥物的權力，會造成千百萬人的死亡。這個事例是在2000年1月安理會討論愛滋病問題的時候有關代表公開提出的。類似的，綠色和平組織努力從日本捕鯨人手中解救鯨魚，他們認為這種做法對人類是有益的，但是他們手中瀕危物種的清單卻寫着長長的一串。為什麼選擇日本而不是其他國家？他們行動的決定是誰做出的，又是如何做出的呢？通過這些例子我只想說明一點：我們的世界正在不可逆轉地朝着全球一體化的方向發展。在本階段，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形勢，我們要事先採取一項啟蒙性政策，即：儘快完善將來必不可少的組織機構和多邊合作機制。作為惟一有能力執行這項明智政策的大國，美國卻做出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愚蠢的事，它正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拚命努力：從狹隘的政治考慮出發，為了維護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忽視了全球共同利益。未來的歷史學家一定會對美國現在的行為感到迷惑，因為它正在有效地把那些陳腐的條款強加給一個蒸蒸日上的組織，而這個組織恰恰是21世紀全球發展的希望。也許這就是命運吧。彌合差異：新加坡的經驗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有關第三世界國家的主流言論都是關於其失敗的長篇大論。可悲的是，那些稱讚其成功發展的文章，雖然十分重要但數量太少了。然而，李光耀先生所撰回憶錄的第二卷填補了發展研究中的一項空白：書中解釋了新加坡政府取得巨大成功時所採用的複雜政策。正如科菲·安南所說：“這本名為《經濟騰飛路》（FromtheThirdWorldtoFirst）的書，表達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渴望發展的願望，但是，唉，它們之中沒有幾個取得了進展。新加坡卻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這本關於新加坡獨立初期的發展報告，是由這個國家的創始人李光耀先生撰寫的，因此，它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和那些關心他們未來的人來說，將會大有用處。”然而，新加坡的巨大成功在一段時間內仍然會被掩蓋。因為現在流行的權威媒體，尤其是西方媒體，在報道新加坡時總是受傳統智慧的影響。它們總是說：“新加坡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它們報道的重點並不放在前面純粹描述的部分，而往往放在“但是”後面的評論部分。我們面臨的悲劇是，由於西方的媒體有着覆蓋全球的強大勢力，它們禁止傳播這個使第三世界人民感到歡欣鼓舞的消息。我的國際工作經驗告訴我，新加坡發展的實例將產生巨大影響。所以在2001年1月，我很高興把這篇文章交給了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下屬的一份報紙《新日報》（NewDaily）。1965年新加坡獲得獨立的時候，它的領導人並沒有舉杯慶祝，反而陷入苦惱之中。新加坡是一個有着200萬人口的城市國家，這個小島沒有任何內陸腹地，人們很難相信它能夠在這個矛盾叢生的地區生存下來。然而，正如人們後來看到的，這個小國不僅打破常規生存了下來，而且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之一。打破常規不僅對於既小又弱的新加坡，而且對全球所有國家來說都是一個挑戰。隨着新世紀的迫近，全球大多數人都日漸意識到我們的星球正受到人口過剩和生態惡化的威脅。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全球總人口從1900年的16億猛增到2000年的60億，使全球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數升至35人。孟加拉國就是人口過剩的一個例子，它每平方公里的人數為855人。然而世界上最擁擠的國家還要數新加坡，它的這一數據達到5900。儘管不時受到西方自由媒體的攻擊，如今新加坡的成就已經廣為傳播。但因為這些來自西方的攻擊能夠在世界範圍內流傳，所以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新加坡取得成功的社會經濟創新政策。當今國際環境錯綜複雜，如果有人想要彌合日益擴大的東西方分歧，那麼他們就應該認真研究新加坡的這些具有創造性的社會經濟政策。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及時提出了這個問題，論壇報紙《新日報》（NewDaily）同樣對新加坡的成功及時加以報道。新加坡的經濟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自1965年獨立以來，它保持了超過7%的年增長率，使人均年收入達到29610美元（世界排名第九）。有些人堅持認為這些成就得益於新加坡便利的機場、碼頭、航線和城市設施。這個國家還有世界第三大煉油能力和世界最大的商業中心。它的貿易總額是GDP的三倍。為了實現這些成就，新加坡事先制訂了相對簡單的政策：保持公開自由的經濟政策，避免任何形式的補貼，鼓勵國外投資，努力增加預算盈餘。整個社會時刻強調刻苦工作、節儉的美德和日益增加的勞動生產率。在經濟成就的背後，新加坡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成功故事。我們考察一個社會是否成熟，最終要看它能否滿足大多數人民的需求，這些需求包括：食物、住所、醫療、教育、清潔的環境、社會責任感和明確的生活目標。在這些方面，新加坡為全球其他國家做出了榜樣。李光耀先生所撰回憶錄的第二卷，名為《經濟騰飛路》（FromtheThirdWorldtoFirst）的書，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第一手資料，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新加坡的政策是怎樣施行的。新加坡的社會經濟政策並不能當作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功範例。新加坡政府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都具有實用主義精神，對於創新思想和成功經驗具有開放的態度。因為大力鼓勵進口，這裏的食物價格低廉。新加坡本國並不生產任何食物，但是普通工人可以享受兩三美元一頓的午餐。這裏的住房也十分充裕。政府負責建造的高層寓所，雖然只佔整個島國面積的六分之一，但卻可以容納90%的人口。新加坡平均每個家庭擁有住房面積甚至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由於實行了一套“義務儲蓄計劃”（由中央儲備基金CPF提供幫助），幾乎每個新加坡家庭都擁有屬於自己的住房。這項計劃規定，月收入1000美元的職工（實際上許多人工資更高），須至少存款400美元，其中一半出自他的工資，另一半由其僱主提供。這項住房投資已經得到了回報，因為在過去十年裏平均房價已經上漲了三倍。中央儲備基金有類似的計劃鼓勵人們為醫療花銷而存款。新加坡的醫療制度已經從完全政府補貼過渡到聯合付款的形式。病人們都會得到很好的治療，因為他們受到了三層保護：其一是本人的醫療儲蓄金，其二是政府提供的提價醫療保險，其三是政府通過醫療基金提供的資助。有了這些措施，新加坡人民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好。嬰兒的死亡率由下降到現在的，人均期望壽命也不斷提高。教育既不是完全免費也不是義務性質，但今天90%的入學兒童都會完成至少十年的學業，20%的人會念完大學，40%的人參加理工科學院的培訓，30%的人會接受完整的職業教育。早期教育能夠發現學生們各自不同的天賦，從而按照興趣從小培養。新加坡有關環境方面的事例也是值得研究的。早在綠色運動開展之前，當時的李光耀總理就說：“我一直相信，枯萎的城市風景和混凝土的叢林將毀壞人民的精神。我們需要用綠色的自然風光來喚醒這種精神。”通過嚴密的城市規劃，新加坡用於住房、商務和工業的土地只佔全島的49%。因此，剩下的一半保留了森林，濕地和沼澤。儘管世界銀行把這裏的人口定義為“百分之百的城市化”，但新加坡的確是一個綠色島嶼。令人驚奇的是，這裏存在的生物種類比美國還要多。很久以來，新加坡政府就已經注意到汽車帶來的威脅。因此，擁有汽車和使用汽車都必須嚴格繳稅。在新加坡，要買一輛車你必須先有一張資格證書（COE）。這種證書按月限量拍賣，目的在於限制車輛猛增。如今一張證書大約價值三萬美元，一輛梅塞德斯—奔馳轎車的稅後價值超過15萬美元。1998年，政府出台了一項“電子道路收費計劃”，旨在加強車輛使用管理以及緩解交通壓力。為了平衡這項收費措施的副作用，政府同時提供了便捷的地鐵和公交車系統。但是人們驚奇地發現，政府並沒有對此提供補貼，因為在新加坡“補貼”事實上是被禁止的，所以公交車公司完全通過自主經營來盈利。如上所述，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視人民的身體和物質需求，同樣，政府也熱情關注人民的社會和精神需求。然而，在這一點上，新加坡卻有意和那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的“福利國家”保持不同。在新加坡，沒有人無家可歸，沒有人陷入貧困狀態，更沒有人忍飢挨餓。這個國家已經根除了貧窮，它能夠實現這一點不是通過推行權利計劃（事實上真的沒有），而是依靠政府、市民團體、自助組織和志願者大軍之間奇特的夥伴關係。國家法令像催化劑一樣，配合著財政支持、預防性資助和社會關懷，從而確保了每個公民的需求都能得到滿足。這個社會突出的一點是，5%最貧窮的人們也能擁有全國平均水平的住房條件和電視冰箱等家用電器。有了這些基礎，再加上一個嚴守法律和規則的政府，使得新加坡成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十萬人口每年的犯罪數量僅為1005起。新加坡社會強調家庭的重要性。為了鼓勵大家庭同住一處，政府可以提供優惠的政策。這些政策同時也鼓勵子女照顧家庭中的長輩。即使新加坡這樣的現代化國家，亞洲傳統的世族觀念也為它的社會提供了強大的社會凝聚力。由於在獨立之前這裏經歷過種族騷亂，因此，對於種族融合問題新加坡政府同樣十分重視。政府公告通用4種官方語言（國語、馬來語、泰米爾語和英語）。每個新加坡兒童都必須掌握兩種語言，在學校和社會服務中絕對沒有種族歧視。為了避免在公共社區出現種族聚居，政府要求所有居住區都要有一定比例的少數民族居民。政府還鼓勵市民和公共團體保證多民族的融合。每個社區都有一個中心，這是對所有市民開放的。由於社區裏有着嚴密的諮詢網絡，這就使每個公民都可以參與到自身管理中來。新加坡並不是一個完美的國家，它的社會也不像天堂般美好。富足的生活也滋生了一些社會弊端：過度消費和過度消耗。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報告，新加坡每人每天製造垃圾噸，而德國人也只有噸。亂丟垃圾的確是個很壞的習慣。儘管新加坡有着嚴厲的威懾制度，它也難以避免一些現代城市中普遍的問題：濫用毒品，少年不良行為，故意破壞公共財產和青年犯罪。新加坡追求生存和社會進步的努力是永恆的。但是這個國家現已取得的成功卻傳遞了一個充滿希望的信息。如果世界其他國家都能接受新加坡人的生活條件，那麼全球60億人只需要相當於南部非洲大小的土地就足夠了。由此我們也許會意識到，我們星球上存在的問題是可以管理好的，世界上現有的分歧是可以彌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