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地區安全問題

亞太地區在20世紀經歷過數次大規模的戰爭，然而今天卻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安寧的區域，這種現象並非偶然，在它的背後一定有深層次的力量。對於這種力量，在本書前面的章節里我已經有所涉及，儘管還有一些因素難以得到證實，但至少值得我們去思考。例如：一個解釋是東亞安全問題已經從歐洲人的利益中解脫出來。在朝鮮和越南進行的兩場激烈戰爭，從根本上說，“戰爭的爆發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和歐洲安全問題有着顯而易見的緊密聯繫”。我們要對這種簡單的解釋表示懷疑。美國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優勢並不是這個問題惟一的解釋（儘管這一點無疑十分重要）。如果軍事優勢起關鍵作用的話，北約就應該能夠阻止波斯尼亞的危機。在地區安全問題上，亞太地區形成一種獨特的“合作文化”，這是東西方一種不尋常的混合。這種特殊的合作方式在處理分歧的時候，既本着東方人的態度又結合了西方觀念（例如，有關國家主權和地區性組織的概念）。當今東南亞的合作模式是最成功的。亞洲也有着像巴爾幹一樣危險的地區，那就在它的東南角上。從區域面積和差異性上看，東南亞都遠遠超過了巴爾幹。這裏的人口超過4億5000萬，相當於巴爾幹的十倍。這裏的種族和宗教問題也遠比巴爾幹複雜。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兩個派系）印度教，道教和孔教在這裏共同存在。就在十年前，人們對東南亞局勢的看法比巴爾幹地區更加悲觀。從二戰後一直到1984年，歐洲始終保持着和平狀態，而同期的東南亞卻經歷着叛亂，這裏在冷戰期間的死亡人數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直到1965年，東南亞地區的前景仍是一片暗淡。印尼在蘇哈托執政時期經歷了社會動蕩和經濟衰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繼續處於對峙狀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在沙巴州問題上爭吵不休；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間的合併問題懸而未決；叛亂在整個地區盛行。這些國家都認為自己是在順應歷史潮流而動。因此，不到30年前，傳統觀念認為東南亞國家將“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依次倒向**。對於這種過度樂觀的情緒，東南亞地區應該保持足夠的警惕。那麼後來東南亞是怎樣發展成為第三世界最成功的一部分呢？這裏正享受着令其他地區嫉妒的和平狀態。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亞洲的“巴爾幹”一片安寧而真正的巴爾幹卻戰亂不斷，這種對比表明歐洲而不是亞洲，正在面臨歷史的倒退。為了維護地區安全，東南亞“合作文化”中的許多要素髮揮了作用。第一個要素是令人尊敬的家族觀念，以及對外來客人的認同，這些都深深植根於東亞的傳統之中（象徵性的表現是客人進屋之前要先脫鞋）。因此，事實上每個亞洲人都認可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其實歐洲也有着同樣的傳統，但是當普世主義思想在歐洲社會興起的時候，這項原則漸漸被侵蝕了。在歐洲和北美，人們普遍認為當某些特定而普遍的原則遭到侵害的時候——尤其是人權問題——干涉一國的內政就是“合法的”。歐洲或美國可以被戰爭拖得筋疲力盡，但並不會導致相互對峙。但是東南亞地區的經歷卻證明：在欠發達國家之間，任意對他國內政發表評論容易導致衝突。東盟國家之所以能夠保持長達25年的和平，恰恰是因為它們都恪守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東盟由於在東帝汶問題上的無所作為而遭到國際社會的嚴厲批評。大多數東亞國家極少對他國內政妄加評論，這也許因為它們信守一句古老的基督教格言：“讓無罪之人先投擲第一塊石頭吧”。我們的社會並非完美，但如果我們都朝着更好的狀態努力，有什麼必要互相指責呢？日本限制對中國發表評論的做法其實包含了許多智慧。長期來看，這種看似“不道德”的做法能夠避免衝突，從而使千百萬人的生命得到保障。“合作文化”中的第二個要素是亞洲在處理危機關係時採用的態度。如果不考慮韓國和朝鮮之間由於意識形態差異而導致的歪曲宣傳（這種現象在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之間也時有發生），那麼我們會驚奇地發現，東亞國家之間極少出現“口水戰”。對亞洲國家來說，“面子”十分重要，如果在交往中丟了面子就很容易引起國家間衝突。越南對中國的明確警告置之不理，一意侵略柬埔寨的行為就使中國大丟面子。越南外交官私下承認這種如此公開怠慢中國的做法違背了2000年來積累的傳統智慧。但是亞洲人也有等級觀念。如果各個國家不違背既定的等級關係，那麼和平就處於統治地位。中日關係的關鍵問題是哪一方佔有亞洲第一的地位。從經濟上看，日本遙遙領先，但是中國在政治和軍事領域佔有優勢。從短期看，日本比中國更加穩定，中國也需要日本的經濟援助和資本投資。一方面日本的文化源於中國，與此同時日本在國際社會中佔有更優越的地位。所以究竟誰比誰更強呢？這個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日本天皇選擇在1992年訪問中國，當時北京仍處於被國際社會孤立的狀態，這一決定是十分重要的。在這件事上日本表現出少有的大度，這就使兩國關係在未來一二十年保持穩定。在亞洲，這種象徵性的姿態是十分重要的。這些要素表明太平洋和大西洋推動力之間存在的差異。大西洋動力崇尚建立強大的機構：北約，歐盟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是其中的典型。這些機構共同保證了其中任何一個成員國都不會受到直接的武裝侵略。但是在當前的時代，如果侵略行為發生在“警戒區”之外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區域（例如中東和東南亞），這些強大的機構似乎就喪失了作用。它們既不能保護其成員國免受非傳統危險因素的攻擊（例如移民潮和恐怖主義），也不能阻止周邊地區的衝突（例如阿爾及利亞和波斯尼亞）。太平洋地區沒有類似的組織，但是這裏創建了一張安全關係網。這張網是包容的而不是排外的，但更不尋常的是（也和歐洲教科書中有關傳統智慧的教條相悖），推動該網絡建立的力量並非來自大國強權而是來自許多中小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我們觀察了近期出現的所有地區性機構，它們產生的構想和建立的基礎都不是來源於世界主要大國。每年七月召開的東盟各國外長會議原本僅限於它的六個創始成員國參加。後來其他國家逐漸申請加入，加入方依次有：歐共體（1972年），澳大利亞（1974年），新西蘭（1975年），日本（1977年），加拿大（1977年），美國（1977年），韓國（1991年）。在會議上沒有繁重的議程，正式的公報，也沒有赫爾辛基式的“一攬子協議”。與此不同，東盟更看重的是加強個人之間的交流和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六月外長會議為兩大跨區域組織的建立鋪平了道路：亞太經濟與合作組織（APEC）和東盟地區論壇(ARF)。澳大利亞首先提出成立亞太經合組織的建議，但遭到了美國的反對。當這一地區其他國家都同意甩開美國的時候，華盛頓不得不加入了該組織。但起初美國並不熱心，直到後來馬來西亞提議建立另外的東亞經濟集團（EAEC），美國才決定加強亞太經合組織的作用來抵制這個新建議。因此，1993年美國主動提出在西雅圖承辦當年9月份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一屆領導人會議——這顯然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一次聚會（如果考慮到與會國所佔世界GNP和人口的比例）。現在亞太經合組織已經有了年會制度，它也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組織。只有看到亞太地區日益活躍的發展狀況，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亞太經合組織能夠迅速而踏實的發展壯大。東盟地區論壇是1994年7月在曼谷首先發起的。日本最先提出了建議，但各國並沒有馬上付諸行動。當東盟採納了日本的建議后，這個組織的確建立了起來。在參加了東盟的幾次會議之後，主要大國都認為它有能力在東盟地區論壇建立的過程中充當公平有效的領導。從內部看，整個進程似乎是一團糟；但從外部看，東盟地區論壇卻以驚人的速度建立了起來。將來還會建立東盟地區論壇的高層會談機制。亞太經合組織和東盟地區論壇是兩個特別的組織，因為它們都是在東西方融合的文化指引下建立起來的。在這兩個組織中，會議程序是西方化的；英語是惟一的工作語言；源於蘇格蘭的高爾夫球是大家共同的娛樂項目；但是組織成員的行為和文化仍深深打上了東亞的烙印。會議中盡量避免正面衝突——這樣大家都不會丟面子。每個與會者都應該感到舒適。遇到分歧反而會使組織的作用更加強大。其中不乏文化差異顯著但合作愉快的“派對”：澳大利亞和印尼，加拿大和韓國，日本和泰國，美國和東盟，中國和馬來西亞等等。這些例子顯示了亞太地區的獨特性。不管是亞太經合組織還是東盟地區論壇，都還是脆弱的新興機構。如果它們不幸在一兩年甚至10年內崩潰，那麼許多關於東亞未來發展道路的假說都將被證偽。我不得不承認，我提出的觀點也將接受未來的檢驗。但同時我們有理由保持信心。亞太經合組織沒有歐盟式的官僚體制，它的前進完全依靠歷任主席的推動。在美國總統克林頓的領導下，西雅圖會議毫不意外地獲得了成功。作為亞太經合組織主席，沒有人比印尼總統蘇哈托更獨特了，他是一位來自爪哇的精英領導人。但是他主持下的茂物會議卻取得了比西雅圖會議更大的成功。這主要體現在該會議制定了一份亞太地區邁向自由貿易的明確時間表。下一屆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將在日本召開，這個國家已經就亞太經合組織範圍內迅速發展的自由貿易表示出疑慮。有些人由此認為日本的官僚機構將傾向於減緩亞太經合組織的發展速度。但是日本領導人十分清楚，人們會把本次峰會和以前歷屆成功的會議相比較。如果在比較中人們發現日本並沒有對亞太經合組織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那麼將會削弱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領導地位。隨着1995年11月的大阪峰會的臨近，日本政府在宣佈結果時將承受很大的壓力。如果亞太經合組織能夠跨越東西方文化毫無障礙地發揮作用，那就表明像亞太經合組織和東盟地區論壇之類的組織，依靠着一股巨大的潛在動力不斷發展。這股動力就是我所說的“太平洋動力”。不管是太平洋動力還是大西洋動力，它們的發展都不受地理因素的限制。歐洲也可以像美國那樣與東亞保持密切的聯繫。歐盟最近決定啟動一項新的“亞洲政策”，這是個很友好的舉動。如果歐洲和北美都能在太平洋動力的推動下發展，那麼在未來的五十年裏，我們不僅能享受相對和平的生活，而且能趕上世界繁榮發展的浪潮。我們的未來充滿了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