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動力的具體例證

由於歐洲拒絕在關貿總協定（GATT）烏拉圭回合的談判中妥協，導致該談判1989—1993年一度陷入僵局。這是大西洋動力損害國際利益的一個例證。如果不是1993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在西雅圖召開的那次關鍵會議，烏拉圭回合談判很可能以災難收場。大會上美國適時地發出了信號，聲稱如果這輪談判失敗，那麼美國將不得不考慮建立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區。其餘的亞太經合組織國家也表示支持這個想法。歐洲各國領導人經過緊急磋商，終於在1993年最終決定簽署烏拉圭協定。這項協定的最終簽署地點選在了摩洛哥的馬拉喀什，不幸的是，這座城市坐落在大西洋岸邊。在這裏，由於大西洋動力的作怪，發生了一件幾乎摧毀最終協定的小插曲。憑着亞洲國家的支持，美國最終迫使歐洲接受烏拉圭協定，然而事成之後美國卻轉向了歐洲陣營，他們企圖在協定中加入一項“社會條款”。該項條款從表面上看是為了改進第三世界人民的工作條件，但許多歐洲人認為這更代表了一種道義上的刺激，因為這種做法侮辱了世界其他地區人民的智慧。那些地區的人民認為，當第三世界工人的工資上漲的時候，歐洲人才對他們加以關注，而當他們處於不景氣的狀態時，歐洲人就會置之不理。所以這項社會條款就是一個文字遊戲，歐洲其實並未能從中獲利。美國因為和歐洲聯合而吃到了苦頭，一些美國高官私下承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國家對美國這種做法的反應十分冷淡。但是這個小插曲卻有着更重要的意義。它表明由於佔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美國在未來幾十年內將會活躍於大西洋動力和太平洋動力之間。可以說在下一個十年，美國的決策將成為國際關係中最關鍵的因素。美國：大西洋還是太平洋優先？在冷戰期間，美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是十分清晰的。威脅來自蘇聯方面，出於安全因素的考慮，美國把大西洋同盟放在了首要地位。冷戰最終以美國的勝利而結束，當時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那個甜蜜的時刻宣佈，一個跨越溫哥華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政治共同體成立了（這個圓環實際上包括了除去太平洋之外的世界所有地區）。也許這是大西洋動力最成功的時刻。由於利益的驅動，美國能夠跨越兩個大洋分別與亞歐保持聯繫，但是兩方用以吸引美國的利益因素日漸不同。在文化方面，美國將從歐洲尋找自身發展的根源。跨越大西洋的政治和軍事機構將繼續保持強大的力量。這些繁多的機構包括七國首腦峰會（G—7），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北約（NATO）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這些機構將吸引美國領導人加強與大西洋地區的聯繫，而且這種聯繫將會長期發展下去。但是在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方面，日益發展的與太平洋地區的關係卻起着決定性作用。去年美國跨太平洋總貿易量達到3300億美元，這個數字比跨大西洋貿易總額的多出50個百分點。10年之後，這個比例將會擴大為二比一。毫無疑問，我們會發現未來最有增長潛力的市場在哪裏。1995年1月，歐盟又吸收了四個成員國，這使它的消費者人數增加了2900萬。如果把東歐大國（捷克共和國，斯洛文尼亞，匈牙利和波蘭）都算上，歐盟將會增加6500萬消費者。與此相比，僅在東亞地區這個數字就達到18億4千萬。按人口平均計算，他們之中的大部分已經突破了年收入1000美元的大關，他們對消費品的需求在不斷增長。除了東亞，還有南亞的印度，這個國家有着日益龐大的中產階級（現有2億，10年後將會加倍）和貴族階層（4000萬）。與討論核擴散問題相比，一旦談到有關消費品的問題，戰略家們的眼光就變得獃滯起來。但是重要的戰略決定往往都受消費者市場的影響。1994年6月，美國終於驅散了籠罩在亞太地區上空的一大片烏雲，它把給予中國最惠國（MFN）待遇的問題與其他問題脫鉤。影響這一決定的關鍵因素是中國潛在的巨大消費者市場。（在美國堅強有力的領導之下，朝鮮核危機終於得以解決。未來的歷史學家會看到，即使金日成和金正日那樣的領導人掌控一片有活力的地區，他們也不會像薩達姆·侯賽因那樣行事。）但僅僅依靠經濟因素並不能把美國與太平洋之間的距離拉得更近。整體社會政治和軍事安全環境，以及文化舒適感也是同等重要的因素。歐洲的戰略思想家，以及那些居住在美國東海岸的大西洋主義者，都認為美國會保持在太平洋地區貿易關係，但同時仍是大西洋共同體中的一員。事實上，由於這一地區的多樣性和分裂性，到現在甚至還沒有關於太平洋共同體的成熟構想。所以我們現在討論太平洋共同體的形式，以及它與大西洋共同體的差別是十分有用的。這將會使許多歐洲人驚奇的發現，有關太平洋共同體的觀念已經出現，更重要的是，這個觀念已經打下了最初的基礎。這也反過來說明了為什麼太平洋動力在美國正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太平洋共同體：一個幻象在此之前我們從未見到過太平洋共同體。因此，那些試圖從歷史中洞悉太平洋未來的人們，必然無法預期它今後發展的可能性。太平洋地區的未來不會與任何現存的機制相似，因為它既不是亞洲共同體，也不是美洲共同體。太平洋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區，因為它可以融合亞洲和西方諸多豐富的文明。如果這種融合能夠發揮作用，那麼它可以產生前所未有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現在已經開始出現。東亞今天的活力並不完全是遠古文明的復興，真正的原因是在社會重建的過程中，東亞地區成功實現了東西方文明的融合。日本的發展已經證明這種模式可以獲得巨大成功。一方面，日本保留了本土文化的精髓，同時，在社會管理（它的官僚體制雖然強大但十分合理，完全是西方化的產物，）商業，科學和技術方面又能位居世界前列。日本已經走出封建時代成為現代化國家（日本有着世界上最歐洲化的宮廷，在許多重要的皇家典禮，人們都穿着燕尾服），但是日本人民卻沒有變化。儘管許多日本青少年從表面上看與歐美的同齡人相差不大，但他們生於日本的家庭，有着日本人的靈魂，他們對待長輩仍然會畢恭畢敬。他們很少有青少年的不良行為，也很少犯罪。亞洲社會和家庭之間存在着堅韌的粘合力，現代化並沒有侵蝕這種力量。日本發展的結果是有目共睹的，它創造了經濟和工業化的奇迹。在許多製造業部門，日本勞動力的發展水平在全世界遙遙領先。但日本的成功並非完全歸功於本土文化或西方文明。它是這兩種因素的結晶。美國企圖在談判中歪曲貿易規則和相關制度，並謊稱建立“對等市場交易”，這種做法在許多亞洲人看來是徒勞無功的。在完全對等的市場交易中，大部分日本工業品將勝過美國相應的產品（儘管美國仍然在某些領域內保持優勢地位）。1994年4月18日肯尼斯·考迪斯（KennethCourtis）在加拿大太平洋經濟理事會上發表演說指出：“例如，1993年，在經歷過去40年蕭條之後的第三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來自資本的注入，同期美國的這一數據是12%。去年是日本投資拉動GNP增長的高峰年，對於工廠和設備的人均投資達到5777美元，而同期的美國只實現了人均2519美元。從長期看，美國要想趕超日本就必須經歷與日本相似的滲透過程，即：像當初東亞國家學習西方先進文明那樣，汲取東亞文明的精華。”當西方和東亞實現了相互學習的過程，太平洋共同體就將獲得成功。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花了很長時間才接受了明治時期改革家的明智建議——在發展的過程中向西方學習。在札幌，美國人威廉·史密斯受到了人們的崇拜，因為他鼓勵青年人說：“孩子，要有志氣！”如果在美國城市裏一位日本人（或東亞其他國家的人）被視為英雄，這就表明思想交流的雙軌道路已經建成。在這個方面，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進步。日本的質量控制法（源於美國人阿瑟·迪明的構想）已經引入美國。美國的汽車工業也在十分積極地向日本學習。在特定的工業領域，美國對於向日本學習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真正的學習是需要謙虛精神的。幸運的是，美利堅基本上是一個開放且富有同情心的民族。他們不像歐洲人那樣憑藉歷史而狂妄自大。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美國能成為歷史上最仁慈的國家。歐洲諸國專註於謀求本國的利益，而美國卻推出了一種觀念，同時還促進了東亞社會的進步。美國人出於純粹改革精神而提供了慷慨的幫助，如果缺少這些幫助，東亞不會有今天的成就。美國的大學為東亞培養了許多有着敏銳思想的年輕人，正是這些人推動了這一地區經濟的持續發展。可以說，美國建造了東西方融合的橋樑。歷史證明，貿易不僅能夠帶來財富和貨物，而且能夠促進思想交流。如果東亞和西方缺少跨太平洋的文化交流，那麼他們之間飛速發展的貿易往來就不可能完整無缺。隨着時間的推移，東西方的融合必然會實現。一旦美國的政治團體認識到這種融合是美國社會振興的推動力量，那麼民眾對一些國家政策的認同感就會大大提升，比如：他們會贊成美國作為維護全球穩定的因素，繼續保持強大的軍事存在。顯而易見，現在這種融合已經開始出現了，它將會產生雙贏的結果，這一點在地區安全問題上表現最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