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序言

亞洲人會思考嗎？從過去若干世紀亞洲社會的記錄判斷，答案應該是“不會”——或者說，最多是“不是很好”。葡萄牙人衝出其狹小的疆界若干世紀之後，從巴西到安哥拉、從莫桑比克到果阿、從馬六甲到澳門，整個世界遍地都是它的殖民地。亞洲社會依然停留在昏睡或停滯的狀態。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直到15世紀前後，曾經多多少少與亞洲文明等量齊觀的歐洲文明已經取得了跨越式的領先地位。不能認為花費幾個世紀蘇醒的社會是擅長思考的社會。對於亞洲人來說，否認這個痛苦的歷史事實是愚蠢的。到20世紀結束之際（即葡萄牙人開始對外擴張的500年之後），幾個東亞國家（社會）已經開始緊隨日本之後成為與西方國家一樣發達的社會。此後，它們重複了亞洲歷史上的痛苦經歷，再度步履蹣跚。1998年初期（正值撰寫本序言的時候），揚言亞洲困境如何嚴峻未免言之過早。但是，奮力追逐西方已經經常遭受挫折，因此，亞洲人有責任思索，並且應該深入地思索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和新千年，自己的前景如何。本書的一個關鍵目的就是激發亞洲觀念，提出有關其未來的若干問題。主要論文的撰寫是為亞洲觀念而準備的。它們傳遞給亞洲人的信息很簡單，那就是不要認為你們已經達到目的了。反思歷史，幾個亞洲社會所享有的快速經濟成長已經輕易地成為了過去。而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社會、政治和哲學方面的重組將是更為嚴峻的挑戰。這些挑戰已經到來。本書一些文章針對的是範圍更大的受眾。幾乎就在冷戰結束的時候，西方國家的首都瀰漫著必勝信念的情緒。**已經崩潰。西方已經大獲全勝。人類已經實現了“歷史的終結”。自此，全球任何角落的任何國家，無論其社會階段和經濟發展水平如何，都將成為西方發明的自由民主社會的複製品。民主從西方輸送到其他國家和地區被視為一種好事。但是，就像羅伯特·卡普蘭在《大西洋月刊》（1997年2月）中所說的，這種全球傳播民主的結果並不理想：雖然那是冷戰結束后我們的對外政策主要追求的目標，即便在那些冷戰很少觸及的地方，我們也沒有理由因為蘇聯的崩潰而向盧旺達以及其他國家施加構建政黨的壓力。1989年東歐國家的解放，對於民主和先進的工業國而言，具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和社會前提：無產階級狀態、西方啟蒙運動、高教育率、低出生率等等。冷戰後，努力將民主帶到這些國家是合理的。但是，事實上缺乏合理性的是將槍指向發展中世界人民的腦袋上宣稱：“就像波蘭和捷克共和國已經經歷的西方啟蒙運動那樣去做吧。就像貴國95%的人民已經自由了那樣去干吧。就像你們沒有任何流血的種族或地區爭端那樣去干吧。”到1997年後期（冷戰結束之後8年），源自取勝蘇聯的狂妄自大情緒已經逐漸消失，一些大膽的靈感應運而生，比如說羅伯特·卡普蘭和法立德·扎卡里亞（FareedZakaria），在質疑冷戰後急切輸出民主的價值與後果。但是，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時候，本書中的一些文章已經完成，對西方知識界提出的關於民主輸出的基本問題沒有涉及的餘地。我完全可以自信地論述這個問題，那是因為在那段時期里，我與西方知識階層有過幾次正面接觸，從威廉堡到布魯塞爾，從哈佛到迪奇里（Ditchley），我們都有彼此間的交鋒。在這些遭遇中，我是惟一持有不同聲音的人，在西方人勝利的時刻向西方民主自由智慧提出挑戰，因此我總處於困難的境地。我的經歷並不獨特。我的幾個亞洲朋友也具有類似的經歷。這裏的悖論是，西方的自由傳統聲稱它歡迎不同的聲音。但是，我的個人經歷顯示：對異議的容忍程度並不輕易涵括對這些自由傳統的關鍵假定提出挑戰。這些遭遇使我確信，必須清晰地提出選擇性觀點。對於冷戰結束后西方的狂妄自大，我的反應是1992年夏發表於《國家利益》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西方與其他世界”（在此，我要聲明我獲得了該雜誌編輯歐文·哈里斯的幫助，他建議採用這個詭詐的題目）。緊隨這篇文章之後，1994年春，我在《華盛頓季刊》發表了“年輕人，到東方去！”一文。這篇文章獲得了“西方與其他世界”一樣的知名度。“年輕人，到東方去！”是由我的文章“政治發展觀察與民主過程的本質：人權與新聞自由”改編而來的，我在1993年1月的一次關於“亞洲和美國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和民主”的亞洲社會會議上發表了這篇文章。或許該文章包含了我對自由傳統最尖銳的批判。因此，我決定再次重新發表完整的版本。“年輕人，到東方去！”之後，作為對薩繆爾·亨廷頓的知名文章“文明間的衝突？”的反應，我相繼發表了“波爾布特：道德正確性的悖論”、“衰落的危險：其他世界可以教西方什麼？”等文章。亨廷頓決定於1993年夏季發表這篇文章，對我而言真是幸運。我對他的回應幾乎從其文章初稿時就全程跟蹤了。在出版界，這有益於引起讀者的關注。在20世紀初期，我所發表的這些論文於其他亞洲人以同樣的心情發表的文章，有助於在知識階層開創一個細小的新篇章。這一章“關於亞洲價值觀的爭論”因為廣受歡迎的觀點而聲名遠播。從本質上看，亞洲價值觀這個術語顯示了對西方觀念的基本誤解，即亞洲的聲音在20世紀初已經被西方接受。西方的許多人認為，在社會和政治理論方面向當代西方觀念提出挑戰的那幫人正在鼓吹亞洲價值觀的優越性。實際上，大多數亞洲人所要試圖表明的要點是亞洲價值觀決不是劣等的。他們力圖說明：在20世紀90年代知識階層的新論爭中，他們需要一個公平的表演舞台。我們擁有歷史后見之明的優勢，因此現在可以考慮這些年的得失，了解到亞洲不會重蹈西方“勸誘改宗”的那段時期。他們僅僅是對西方改變信仰要求的回應。冷戰結束后，西方輸出價值觀運動的一個主要缺陷是這樣的假定，即西方如此作為的良好意願必將產生美好的結果。這就是我在關於波爾布特一文中引用馬克斯·韋伯一段話的原因，韋伯指出：“善意僅僅得自善意，邪惡僅僅得自邪惡。這不真實，相反的結論通常也是真實的。任何這麼說的人在政治上的確幼稚。”價值觀從一個社會或文明傳播到另外一個社會，其道德上的複雜性在冷戰結束后已經使西方知識界的道德信仰陷入迷茫。但是，早前幾代西方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了這種道德複雜性。正如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Niebuhr）所闡釋的：將我們的權力擴展到遙遠大陸的同樣力量已經……使我們陷入一個巨大的歷史網絡之中，在這個網絡里，他者的意志間接或與我們形成對照的方向而運行，與我們所熱誠渴求的目標不可避免地相互制約或相互抵觸。即使在我們堅信我們的道路具有“人類福祉”的前景之時，我們同樣不能完全擁有自己的道路。20世紀90年代結束之際，關於亞洲價值觀的爭論顯然已經沉寂無聲了。東西兩方都從爭論中尷尬地抽身後退了，在這個問題上，可能兩方都有些過分。對於亞洲方面而言，幾個活力四射的東亞經濟體遭受引人注目的挫折之後，對曾經自信地談論亞洲崛起產生了懊悔的真實想法。許多密友在這樣不幸的關頭奉勸我不宜再版本文集，對此我並不感到驚訝。時機的選擇看起來尤其不吉利。但是，這些文章並非是為任何短期目的而打算的。亞洲文明達到西方文明的發展水準，那僅僅是個時間問題。在亞洲新觀念中，東亞的現實是充滿自信地深信他們的時代即將來臨，即便在此之前，他們必須遭受一次、兩次或多次的挫折。現在，許多亞洲理念已經躋身於西方文明的最高層次，在科學技術、商業和管理、藝術和文學等領域均是如此。在這些層面上，大部分亞洲理念已經繁榮昌盛。業已蘇醒的亞洲精神近期內不可能再度沉睡。當亞洲社會再次騰飛之時，一個新的話語將在東西方之間開始出現。這個話語出現時，他們將會回顧20世紀90年代關於亞洲價值觀的爭論，以此作為將持續若干世紀的話語使用的第一回合。在過去幾個世紀歷史的時間點上，無論是殖民統治的尖峰時刻，還是冷戰終結之後的歷史階段，西方都體驗了許多支配性時光。他們據此產生了一種自負感，認為人類最終都會融入到西方文明的網絡之中。V.S.納伊珀，一個西方的亞裔孩子，激烈地堅持這個信念，他聲稱西方文明是惟一的普世文明。的確，對於過去幾個世紀的大多數人而言，任何其他的看法似乎都是難以想像的。不適當地稱為亞洲價值觀爭論的主要歷史貢獻是呼喚關注這種可能性，那就是：其他文明也能像為人類發展與進步大有作為的西方文明那樣做出同樣的貢獻。這是本文集出版的一個根本原因。為了確保歷史事實的準確性，所有論文都是原文再版。因此，在某些基本觀點上，讀者可能會看到一些重複。我出生於英國附屬地的新加坡，孩童時曾經向英國國旗致敬，我幸運地經歷了許多歷史的變遷，清楚地了解到所有國家的潮起潮落。歷史決不會停止或終結。在我們這個正在縮小的星球上，東西方關係越來越緊密，許多古代文明之間將直接和諧交往，這在以前的人類歷史上是無法看到的。預測文明間密切交往的後果是愚蠢的。雖然亨廷頓“文明衝突”的觀點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但是那也必須嚴肅對待。但是，正如某些有幸經歷亞太崛起年代的人那樣，我絕對堅信：未來取決於文明間的融合之上。這是1994年9月“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溫哥華年會上，我的演講所要闡釋的觀點。該研究所的月刊《生存》出版了編輯后的演講文本，題目是“太平洋動力”。該文被收集到本文集中。在過去的幾年裏，我還發表了關於其他話題的文章。其中一些再版於本文集。只要我依舊相信亞太地區繼續成為世界經濟的力量中心，我還將撰寫幾篇關於該地區若干問題的文章。我也準備再版“漂泊的日本”（寫於哈佛）、“亞太共識”以及“關於亞太安全的七個悖論”。我同樣是來自東南亞的一個學生。東南亞已經顯示出是世界上最為和平和繁榮的地區，這簡直就是一個歷史奇迹（東南亞在人種、語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樣性甚至比歐洲的巴爾幹還要顯著）。如此現代奇迹委實令人費解。為了向日本聽眾解釋之，我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東盟的魔力”，該文發表於日本外務省的官方月刊上。我是一個新加坡人，如果沒有關於祖國的文章，那麼本書將是不完整的。能夠成為世界上發展中國家最為成功的國家的公民，我一直深感榮幸。雖然新加坡成就非凡，但是它不時也有遭受有害新聞的不幸，這些新聞對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所取得的光輝業績並未給予應有的認可。因此，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請我撰寫一篇關於新加坡發展經驗的短文時，我樂於從命。最後，為了維持這些文章的激情，我決定本文集以一篇煽動性的短文結尾，題目為“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九大戒律”。這“九大戒律”是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發展會議撰寫的，英文、法文和德文版均已出版和再版了。我已經認識到，只有簡潔才會廣受歡迎。因此，序言部分就此打住，其他的故事就讓文章去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