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言

2000年8月的一個星期天的早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新聞報道讓我感到非常興奮。在這篇報道中，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理查德·奈斯比特博士通過實驗研究，發現東亞人的思維方式與美國人存在差異。在該研究中，奈斯比特博士觀察到：“亞洲人更注重‘整體’，對環境顯示出更強烈的關注，更為容忍分歧，更少依靠邏輯;而西方人則更為重視‘分析’，化解矛盾，專註於那些脫離其背景的目標，以及更為依賴邏輯。”我還沒有看到奈斯比特博士的研究結果，該項研究的結論似乎只是初期成果，它不能因此得出任何明確的結論。但是，這些發現的確證實了我一直持有的源自我人生經歷的一個直覺，那就是：在某些問題上，亞洲人與西方人的思維方式的確不同。在文化方面，精確的事實是不可更改的，但思維規律卻可以改變。因此，某些價值觀也是可以變化的。半個世紀之後，再回顧我的人生，我感到非常幸運，能夠體驗各種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時代。孩童時，我是移民到新加坡的一個印度家庭的成員之一。我的鄰居都是馬來穆斯林。新加坡的國內社會由華人佔主導地位。我出生於英國的一個附屬地，並成了一個馬來西亞公民，兩年後的1965年，有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我接受的基本上是英語教育。此後，在我的生活中，我一直同時在東方和西方遊歷。正是這樣的人生經歷孕育了我在這些文章中闡釋的思想。本書所選擇的題目“亞洲人會思考嗎？”決不是偶然的。從本質上看，這個題目提出了兩個可以糅合在一起的問題。首先，是向我們亞洲同胞提出的問題：“你們會思考嗎？為什麼亞洲社會喪失了一千年的時間，遠遠落後於歐洲社會？在上個千年開始時，它們已經遙遙領先了。”這無疑是一個刺耳的問題。第二版的頭兩篇文章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主要是針對我的西方友人的，那就是：“亞洲人會為自己而思考嗎？”我們實際上生活在一個不平衡的世界上。反映了西方主導世界五百年的觀念傳播依然是單向的：即從西方到東方。大多數西方人並未認識到，他們向整個世界妄稱自己是道德的“高原”（highground）。但是，其他人能夠看到這一點。與此同時，西方的知識精英堅信：與已經硬化的亞洲觀念和文化相比，他們的觀念與文化是開放的，並具備自我批判的特性，因此不存在任何“聖牛”（sacredcows）(“聖牛”比喻不可妄加評判的人、事物或思想――譯者注)。在我的成人生活中，令我最為震動的發現是認識到所謂“聖牛”同樣存在於西方人的觀念中。伴隨着冷戰終結的是西方人抱有必勝信念的時期，緊緊環繞在西方知識階層的是一個精神上自命不凡的巨大泡沫。即便這些文章的某些內容（尤其是統計數據）可能有些過時，但我相信提出的觀點還是站得住腳的。通過在西方出版物上對這些當代問題的傳播，這些文章為自我欣慰的甜蜜感覺提供了註腳。好幾個美國教授告訴我，這些文章充斥着空談，並對主流觀念產生了衝擊。假如我的直覺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將在五百年中首次開始了解到，東西方間的觀念交流從本世紀開始就是雙向流動的。當西方觀念不再主張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普世文明時，這個世界將會更加繁榮和豐富多彩。將這個西方觀念能夠從其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的惟一方式是，首先構思西方觀念同樣存在自身局限性的可能性。最後，我要強調的一點是，本書所包含的任何觀點僅僅代表我個人，並不代表新加坡政府的官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