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 論

馬克思留給我們的一個偉大發現便是“物質力量推動了世界的發展”。如果馬克思能活到今天，他一定會對我們正在見證的經濟發展的速度和廣度感到驚訝。他也一定會對這樣一種通行觀點感到迷惑，即迅速的經濟變化並不導致世界政治、意識或文化景觀的改變。當我把這篇文章的草稿拿給我的朋友們看時，他們質疑我對西方世界今天通行觀點的論斷，這種通行的觀點認為不會發生什麼實質性的變化。因此我需要引用兩個例子來佐證我的論斷。2000年5月，《金融時報》刊登了米高·普勞斯（MichaelProwse）的專欄文章，他這樣寫道：“我看21世紀屬於歐洲。”另一個著名作家羅伯特·卡普蘭（RobertKaplan）用更生動的比喻描繪了西方主導的繼續。他把21世紀的世界比作是一輛停在紐約市一條住着無家可歸的乞丐的、在崎嶇不平的街道上的加長型豪華轎車。坐在豪華轎車裏的是生活在有空調裝備的后工業化地區的人們，如北美、歐洲和正在崛起的太平洋邊緣地帶的人（這體現了對少數西方世界以外國家的認可）。而在豪華轎車外的人則朝着一個截然不同的方向前進。我對未來的看法與這兩位西方作家完全不同。推動21世紀變化的最大動力將會是全球化。我們都知道關於全球化的利弊有激烈的爭論。在世界貿易組織西雅圖會議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華盛頓會議召開期間的那些抗議者，是想要引起人們否定全球化的共識。《紐約時報》2000年5月刊上由約瑟夫·卡恩（JosephKahn）執筆的專欄似乎支持這種觀點，它這樣評論道：“無論是主流經濟學家還是左翼批評家，都公認全球化遺忘了很多窮人。”從個人角度講，我更贊同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最近表達的觀點：“抗議全球化本身並不能解決問題。我認為窮人之所以窮，不是因為全球化勢頭太猛，而是因為全球化力度不夠——窮人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所幸這種爭論與我們無關。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它是由技術的迅速發展引發的。我們不能倒撥時鐘。由於各個領域技術的飛速發展，地球變小了，從行星變成了宇宙飛船。所有人都織進了一張相互依賴的複雜的網絡之中。由此產生的後果是巨大的。相互依賴的第一個後果是我們彼此互擔經濟風險。亞洲金融危機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當泰銖在1997年6月2日大幅度貶值時，主要資本強國對此不甚關心。那個時候的全球經濟主要決策者認為，對發生在地球那一端的小小危機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危機蔓延到了東南亞的其他國家，隨後波及韓國。這又對俄羅斯造成了影響。從俄羅斯，經濟危機一躍而至巴西，然後進一步威脅到了美國市場。這個事件強有力地證明了世界各國相互依賴的程度。全球貨幣流動量是如此之大（每天萬億美元），以至於沒有人能控制它。隨着全球經濟體逐漸融入一個體系，經濟強國現在必須考慮弱勢經濟體的狀況了，因為如克勞德·斯馬迪亞（ClaudeSmadja）所評論的那樣：“在日益一體化的世界中，全球經濟的發展取決於最弱的那部分的表現。”另一個證明全球相互依賴性的生動例子是“我愛你”病毒的迅速蔓延。病毒幾天內就從菲律賓的一台電腦上傳播到了全世界。全球化的積極效果不能被忽視。它推動的新一輪經濟浪潮把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尤其是在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印度和中國中的上百萬人納入了現代世界。雖然印度和中國還有大量的貧困人口，但是全球化已經極大地改變了兩國的社會和經濟面貌。中國的經濟成就舉世公認。但很少有人了解印度的經濟也在爆炸性增長。最近的聯合國千年峰會報道預測：到2008年，印度的計算機產業的資產會達到850億美元。這從任何角度講都是一筆大數目。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和四小虎（韓國、中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成就顯著。那時，人們就清楚地看到他們的成功會傳播到其他亞洲國家。1997年到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一次大的挫折，但是它並沒有改變經濟發展的上升趨勢。在經濟領域，西方的主導將會逐漸衰退，一場水平更接近的競爭將會浮現。我所說的經濟領域的互相依賴在環境領域也日漸明顯。切爾諾貝爾事件給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環境災難並不顧及邊界。新的流行病也不會被邊界所阻擋，它可以在一夜之間從世界的一個角落傳到另一個角落。中國和印度工業化和發展過程中排放的大量有害氣體不僅攸關世界上其他人的利益，也與所有西方人的利益相連。我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但我知道當中印兩國的平均排放量趕上美國的一半時，全球環境將會受到嚴重的破壞。到目前為止，我還僅僅只是說明了經濟和環境領域的互相依賴。但是這種依賴性會自然而然地傳播到其他領域。而且隨着依賴度的提高，西方和非西方的關係將發生關鍵性的轉變：如果他們想在一個日益縮小的地球上和諧共處，他們就必須合作。相互依賴減弱了一方控制另一方的能力，為雙方提供了更公平的競爭環境。不為別的，就為了這個原因，第三世界也應該歡迎推進全球化進程。但是相互依賴程度的提高和經濟狀況的變化並不是導致西方控制力下降的惟一原因。人口比重關係的變化也產生了同樣深遠的影響。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西方的人口增長速度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基本一致。比如說，19世紀在很多方面還控制着世界的英國，人口從1801年的100萬到1901的370萬幾乎翻了兩番。但進入21世紀后，英國的人口增長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停滯不前了。這造成了人口比例的極大不協調。發達國家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將從1950年的24％降到2050年的10％。1950年，人口最多的12個國家中有6個是西方國家。但到2050年，只有一個美國才能擠入前12位。1950年，非洲的人口不到歐洲的一半（這裏所說的歐洲包括蘇聯）。而今天，兩者的人口數差不多一樣了。到2050年，非洲的人口將是歐洲的四倍。很難相信如此巨大的人口比重的變化不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影響。部分是因為人口數量上的變化，部分是因為需要更多的經濟和技術人才，部分是因為電視節目向世界上的窮苦大眾傳遞了“他們可以過得更好”的訊息，越來越多的非西方移民湧入西方社會。最壯觀和成功的例子莫過於矽谷了。它成功的因素之一就在於IC。IC並不是指“集成電路”（IntegratedCircuits），而是指印度人和中國人（IndianandChinese）。大批印度人和中國人為軟件業和硬件業的發展提供腦力勞動。順便提一下，雖然印度人和中國人的腦力勞動帶來的大部分經濟利益流向了加利福尼亞，他們傑出的表現還是促進了他們祖國文化自信和自尊的提高。美國已經習慣於移民的不斷湧入了，歐洲還沒有。但在21世紀，這種情況會改變。2000年5月的那期《經濟學家》在第6頁至第12頁上刊登了一篇關於歐洲移民湧入的長篇文章。因為歐洲的人口結構在老化，數量又在衰減，所以大多數歐洲國家需要更多的移民。讓我再一次引用《經濟學家》上的一段話：“為了維持工作人數和領取養老金人數之間的比率不變，德國一年需要360萬移民，法國需要180萬，而歐盟整體需要令人驚愕的135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