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的危險：非西方世界能教給西方世界什麼？

1993年的夏天，薩繆爾·亨廷頓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

西方知識界對這篇論文的反應有點自相矛盾：一方面，大部分學者對其加以公開譴責和否定；另一方面這篇論文激起的辯論恰恰說明亨廷頓的觀點在西方人心中引起了共鳴。

當《外交事務》邀我寫一篇公開評論時，我認為有必要再闡述一下以下這個事實，即儘管西方世界認為他們正受到來自外部的威脅，但實際上外部世界更有理由擔心來自西方的威脅。

當然，如果今天讓我再重寫一次這篇評論，我會基於後知後覺刪去其中一些比較尖銳的觀點。

我是在1993年寫這篇文章的。

那時，美國經濟還沒有起飛，而亞洲經濟欣欣向榮。

這個背景解釋了我文章中的自信基調。

7年之後，亞洲經濟處於1997年金融危機后的緩慢復蘇階段，歐元也不景氣。

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美國經濟在繼續打破各項記錄。

這番景象是我在1993年時不曾預見到的。

但難道這意味着我在文章中給出的那些長遠問題的答案因此改變了嗎？恐怕還沒有人能對以下這個問題做出實實在在的肯定回答吧！

即西方世界是不是已經具備了適應亨廷頓所闡述的“文明相對力量變化”

的能力？我的文章強調的是非常簡單的一點，即從培養一種可行的長期戰略以應對實力相對變化的角度講，沒有誰能比西方世界從中獲利更多。

雖然西方世界時不時做出一些明智的決定，如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

但是從總體上來說，沒有任何一個西方主要戰略家嘗試製定一套全球策略來應對變化后的新世界格局。

這一直是西方戰略思想中的一個嚴重缺陷。

我的文章就旨在指出一種不同世界觀的存在，而且做到了這一點。

在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存在着對未來的深深憂慮。

對西方會像過去四五個世紀一樣繼續主導21世紀的自信正讓位於一種不祥的預感。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出現，東亞的崛起以及蘇聯和東歐的解體對西方構成了現實的威脅。

一種被圍困的情結由此產生。

在這些麻煩的包圍下，薩繆爾·亨廷頓的文章《文明的衝突》註定會在西方人中引起共鳴。

因此，當很多西方人得知外界對西方世界（特別是一個受傷的西方世界）的恐懼比西方世界對外界的恐懼更大時，他們感到很驚訝。

亨廷頓是對的：各個文明之間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變化。

但是當世界歷史的構造像今天一樣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發生改變時，每個人對這些改變的看法就受各自立場的影響了。

這篇評論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提醒西方觀眾關注非西方世界的觀點。

並不是所有人都歡迎西方世界的退卻。

目前還沒有什麼能替代西方世界的領導，特別是美國的領導。

美國突然取消對中東或太平洋盟國的支持，有可能會引發沒有人願意看到的大規模動蕩（雖然這種可能性比較小）。

西方的退卻可以和西方的統治一樣危害不淺。

從任何歷史角度看，現今的西方主導時代（特別是在美國領導下）都一直發揮着良性作用。

人們不願想像，如果是納粹德國或斯大林式的蘇聯在所謂的20世紀“西方內戰”

中獲勝，世界將會是什麼樣？矛盾的是，西方主導的良性本質同時也可能是很多問題產生的根源。

今天的大多數西方決策者，因為在西方主導世界的時代里成長起來，因此想像不到他們的言行會導致罪惡而不是益處。

西方媒體加劇了這種盲目。

大多數西方記者帶着西方人的假設去觀察其他國家。

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西方在他人眼中不是仁慈的化身。

美國有線新聞網（CNN）不是解決之道。

在全球同時傳送同一畫面會激起敵對意見。

當巡航導彈襲擊巴格達時，西方人鼓起了掌。

但生活在西方世界以外的人看到的卻是一個無論怎麼說都充滿危險的信號，那就是西方世界會毫不遲疑地“懲罰”

非白種伊拉克人或索馬里人，但不會把矛頭對準白種的塞爾維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