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整個1992和1993年，柬埔寨人民迫切地希望和祈禱危機四伏的聯合國和平計劃能夠成功實施，並將其從20餘年的苦難中解脫出來。他們的命運取決於成功地執行和平協定。如果失敗，就剝奪了柬埔寨人擺脫幾十年苦難的最後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柬埔寨人民可以提出許多問題。為什麼在波爾布特健在且對柬埔寨人民影響甚微之時，西方要發起針對波爾布特的兇猛鬥爭，將這個人醜化為像希特拉和斯大林一樣的最大歷史惡棍？即便在西方的觀念中這是20世紀悲劇最強烈的信號之一，即便在西方主導全球時，為什麼柬埔寨問題的解決需要如此之久的時間？當西方公民和媒體對柬埔寨悲劇如此焦慮之時，為什麼西方政府如此困難地援助聯合國和平行動？更讓人驚奇的是，在西方剛剛宣佈戰勝**的歷史時刻，兩個資金充足的柬埔寨政治力量依然是**：紅色高棉通過開發拜林的鑽石礦產，在金邊的雲升政府通過**的方式而籌措金錢。為什麼兩大非**政黨在西方籌措必要的經費如此困難？根本不關注這些鬥爭的後果而支持擁護，其道德價值觀是什麼？這樣的事情可能不是第一次發生的。再次引用一下馬克斯·韋伯《作為一種職業的政治》中的一段話，“如果……在信念的戰爭中首先追求終極目的的純粹倫理，然後追求根本利益，那麼這些目標可能會遭到破壞，並很難取信於人，其理由是缺乏承擔後果的責任，演員對進入舞台的魔鬼一無所知。”或許西方回答這些問題的最好答案是停止其為柬埔寨人民尋找道德上純粹的解決方案，而集中精力確保聯合國和平協定得到有效和全面的執行。當西方這樣做時，柬埔寨就能從20世紀的悲劇象徵很好地轉向希望的象徵，西方的道德良心也能得到充分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