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京

解題說過，“白雲”意指“蔽日”的小人。軍界最大最厚的一片“白雲”，自非曾國藩莫屬；其他劉銘傳、吳棠之流，則是奇形怪狀的各色“白雲”。“白雲”蔽日，不見長安；昔日的百戰名將、青年“大帥”，今日破產奪官，落魄如此。細說從前，展望未來，怎不恨殺“白雲”？怎不恨不殺“白雲”？此生若再見“白雲”，怎不仗劍而起，揪而殺之？所以，據此邏輯，才會有一段陳國瑞追殺曾國藩的故事。故事是這樣的：“曾國藩晚入都，湖南、北同鄉京官公宴諸會館。酒酣，國瑞觸念往事：曾奏痛屈抑己；拔劍砍之。曾繞柱而走。閣學陳廷經於曾為同年，而國瑞宗人；以身翼蔽曾，奪其劍而罷”；真有這回事么？我們先看看這個故事是誰講的。故事出自吳光耀的《庚戌文鈔》。吳光耀是陳國瑞的湖北老鄉，掌故專家汪康年說他“於湘人中興將帥深致不滿，而於鄂人及他省人有功被抑者則力為表揚……惟此書於所聞見輒為載筆，未嘗詳細考察，至於諸人履歷亦多舛錯”；然則此書不單像大部分筆記著作一樣，博聞而不闕疑，廣識而不核實，其作者還隱持“省籍歧視”，記人敘事，未免摻入主見，不夠客觀。那麼，我們有必要仔細考證一番，看這個故事是否有失實之嫌。首先，故事情節就比較可疑。陳國瑞親歷行陣，手刃強敵無數，有心殺人的話，便是十個曾國藩也給他打發了。三十多歲的陳國瑞追殺年近六旬的曾國藩，曾還能“繞柱而走”，莫非《挺經》之效更勝《易筋經》？陳廷經一介書生，竟能於千鈞一髮時“以身翼蔽”，“奪其劍而罷”，身法如此高妙，手法如此准捷，莫非是化裝成內閣學士的大內高手？當然，“戲說”是筆記著作的特點，讀者不必太多拘泥。考察歷史，大節為要，我們可從“亦多舛錯”的“諸人履歷”入手，檢驗作者對筆下人物的熟稔程度。他說“陳廷經於曾為同年”；同年，蓋指同年考取鄉試、會試之人。曾國藩是道光十八年進士，陳廷經卻在道光二十四年中進士，明顯不是同年。履歷舛錯的毛病，又犯了一次。但是，記憶傳聞有誤，尚不足妨礙故事整體的可信度，只有從時間、地點及其他旁證入手，或真或假，才能查個水落石出。吳光耀說事發地點在湖廣會館，我們可以根據《曾國藩日記》的記載，逐次核對他在湖廣會館的形跡，看能否發現“刺殺事件”的蛛絲馬跡。曾國藩自咸豐二年離京以後，直到同治七年才再度入京。這次是調任直隸總督，並奉旨覲見二后皇帝，他於十二月十三日至京，明年正月二十日離京。一個多月內，他去了兩次湖廣會館。十二月二十一日，湖南同鄉在湖廣會館設宴招待他，聽戲、飲酒，從下午到晚上，十二點多才走，看不出受驚的痕迹。八年正月十日，到湖廣會館團拜，飲酒、聽戲，從四點多呆到九點多，回家后，“甚得佳眠”，也沒受到驚嚇。同治九年九月，調任兩江總督，臨行進京請訓。九月二十五日至京，十月十五日出京，其間去了一次湖廣會館。十月十一日，恰逢他六十大壽，同鄉京官及其他僚友隆重設宴於湖廣會館。下午三點至館，七點多回家，回家后還清理文件，並未遭遇突發事件。此次離京后，直到死在江督任上，他再也沒到北京。由此可見，曾國藩在湖廣會館遇刺，不符事實。吳光耀是不是記錯了地點呢？遍查同治七、八、九年在京日記，都沒有此類突發事件的記載。曾氏日記於待人、會宴諸事，紀錄甚詳，此種事件雖不愉快，但是也沒必要隱諱。據此，可以認為，曾國藩在京期間遇刺，不符事實。還不甘心的話，我們再看看在京期間乃至直督任內，他與“當事者”二陳的交往。據日記記載，在京及直督任內，唯一一次三人共同見面，乃在九年七月廿三日：“陳小蕃來久談，陳鎮來一談”；小蕃，陳廷經字。陳鎮，即陳國瑞。此時曾國藩正處理天津教案，陳國瑞被法國公使羅淑亞點名抓捕，他力辯其不在事中，無須治罪。與二陳的會談，應該與此有關，陳國瑞這會也絕不可能“酒酣”、“拔劍”。根據對曾國藩言行蹤跡的調查，我們找不到遇刺的痕迹。從陳國瑞在同治八、九年內的行蹤，也看不出他曾有此豪舉。刺殺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未遂，若要論罪，必是死刑；倘若審官徇情、奧援出力，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發配新疆、東北等地，乃是題中應有之義。可是，考察事實，此期間的陳國瑞春風得意，直上青雲，怎麼也不像受過刑責的樣子。所以，“白雲可殺”，而終於未殺。人物、時間、地點，沒有任何證據支持此一事件的真實性，吳光耀捏造故事、意淫老鄉，可以結案定擬。九泉之下，他恐怕也因造謠誹謗而處身拔舌地獄了。慶雲（國瑞字）雖未追殺“白雲”，但是，人在長安，浮雲已散，陳國瑞將度過一段事機最順、意氣最盛的歲月，足以令其淡忘過往的屈辱，消泯曾經的恩怨。同治七年春，捻軍張宗禹突犯直隸、山東，經醇王密薦，陳國瑞赴京，進入神機營，以頭等侍衛身份訓練旗兵。當時捻勢大盛，恭親王節制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諸軍，合圍會剿，成效不著。陳國瑞以剿捻起家，一時間很多人都想重新起用他。因剿捻不力而退居後勤保障一線的曾國藩也不例外。五年底，他給李鴻章幼弟李昭慶傳授機宜，就說：“據擒賊供：所以怯陳國瑞者，以其夜間極善劫營，又打仗耐久，不肯收隊。湘、淮各軍槍炮遠勝於陳，但不肯戀戰，收隊太快”；淮軍初始，得蘇、滬餉源之利，過於倚靠洋槍大炮，養成驕嬌之氣。與捻軍相遇，對攻近戰，稍遜一籌，並不僅僅是不習騎戰的原因（陳國瑞在僧軍，並不統領馬隊，而是指揮步兵）。來自對手的讚揚最可寶貴，所以曾國藩不得不惹發相思，唱起“人不如故”的老調。六年初，他就寫信給李鴻章：“擬調陳國瑞前來金陵察酌，練成一軍，備賢昆仲及舍沅弟調遣”；按：曾國藩時任兩江總督，故稱調其來金陵；“舍沅弟”，曾國荃字沅浦，時任湖北巡撫。但是，古琴雖好，奈何調不準弦？陳國瑞桀驁難馴，他“反覆籌思”，權衡利弊，覺得並無把握用好這個“將才”，終於只能“決計不用”。曾國藩不敢調，醇王卻敢，原因不在他比曾國藩更能“將將”，而是因為：一，湘、淮軍勢太盛，始終不令滿人放心。如果陳國瑞練成新軍，則可以收到制衡的效果；二，陳和僧格林沁情同父子，恭、醇和僧交情亦深，較之調派其他漢人將領，共事當更愉快，情感愈易融洽。“陳大帥”之名久在人口，一旦來京，故將軍重作干城，王公貴戚“望門而求納交”，朝野稱頌，中外傾動。更令他心情愉快的是，聽到他重出江湖的消息，死敵劉銘傳立即告病還鄉，逃之夭夭。老“白雲”退居二線，小“白雲”驚慌逃竄；坐觀浮雲窘態，恐怕比手刃浮雲更令人快活。排除干擾，輕裝上陣，陳國瑞入京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訓練神機營的旗兵。神機營創設於咸豐末年，抽調在京八旗精銳組成，僧格林沁曾任指揮官，現在由醇王奕譞領銜。神機營固為“八旗精銳”，但依然保留了養鳥、斗蟈蟈、酗酒、私鬥等“日操”項目，所以比較湘、淮各軍以及陳國瑞原來統領的部隊，差距有如天壤。奕譞帶陳國瑞去各營視察，熟悉工作環境，幾天後，問他：“是可用耶？”他直話直說：“以國瑞言，無一用”。隨後，就是整風改造。他的方法很簡單，旗兵懶散已久，改造之法，無非“習勞”。“習勞”之法，就是每天帶領旗兵“荷戈環尋外城”，按今天的說法就是“拉練”，就是“跑圈”。體能訓練天天搞，“旗人疲欲死”，怨聲載道，從將領到士兵，“人人恐懼國瑞即真統旗兵”。奕譞一看，兵帥不合，汰練舊軍是行不通了，只有募練新軍。於是讓他在神機營士兵以外招募數千人，陳國瑞正有此意，兩人一拍即合。但是，直隸地方，士民疲玩，幾乎沒有合格的兵源，就地取材行不通；回鄉招募，加以訓練，再帶到北京，時間上來不及。怎麼辦？今日商業社會，新公司要在短期內獲取業績，在人事政策上最快捷有效的辦法就是高薪挖人；陳國瑞雖不做生意，生意經還是門清，他也搞了一套優餉挖兵的辦法。當日華北平原，左宗棠部隊最多，陳國瑞便宜行事，先對老左開挖。左宗棠的楚軍沿襲湘軍的薪酬制度，普通士兵每月工資四兩多銀子；陳國瑞則開出七兩五錢的“天價”，派出“獵頭”，跑到楚軍各營“勾引勇丁”，甚至連左宗棠的親兵營也有“獵頭”們的蹤跡。除了工資高，陳國瑞的“募章”還規定：“賭博、洋煙不禁，搶奪不禁”。不論湘軍、淮軍，其基層士兵誠如王闓運所說：“以利為義”；兩軍待遇優劣懸殊如此，士兵用腳投票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於是，短短几天，陳國瑞就從楚軍挖了三百多人。不但挖人，“逃勇”們順手牽羊，還帶走軍械裝備以及騾馬米糧，陳軍接兵人員並有趁機搶奪之事。左宗棠聞之大驚，這不是**裸破壞就業市場秩序么？任之不管，非戰鬥減員必將愈演愈烈，楚軍崩潰堪虞，於是，趕緊上奏告狀，請責成奕譞“妥為駕馭”。當日，軍機處領班大臣是恭親王，大概覺得因陳國瑞之事，得罪奕譞或左宗棠任何一方，都不明智，還是居中作老好人比較恰當。於是，有了這麼兩條處理意見：首先，不追究陳國瑞的過錯。雖然“該侍衛謬妄至此”，本應懲處，但是“剿賊吃緊”，還是“姑示包容”。其次，給左宗棠一個面子。將陳國瑞及其軍隊調離神機營，交由左宗棠節制。表面上作了處理，實際上什麼也沒處理。不予處罰，固然是沒有處理；將他調到左宗棠麾下，好像是將處理之權交給了左宗棠，其實，是堵他的口。“嗣後該侍衛營中軍餉軍械，即由左宗棠隨時撥給。此中輕重機宜，諒該大臣自能斟酌辦理也”。統帥之所以為統帥，就是要做到兩句話，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以外”。其實，“決勝”之事，多有賴於前線將領的現場指揮，主帥身處“千里以外”，是不能“遙制”的。主帥在“帷幄之中”，除了制定整體戰略，真正要竭盡心力“運籌”的乃是餉需問題。湘淮諸帥，自起兵到裁兵，從東南到西北，大部分時間、精力都用在籌餉上。甚至可以說，主帥威信之所以能夠建立，領導能力、人格魅力固然重要，籌餉的本事才是實實在在的功夫。否則，書生帶兵，僅靠道德文章，沒有銀錢糧草，武將們是萬萬不會服氣的。“籌餉難於籌兵”，是曾、胡、李、左的共識；無餉不可添兵，則是具體操作的常識。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想像，左宗棠必對突然增的三千陳軍（諭旨限額之數），深感棘手。但是，陳國瑞既然開得出七兩五錢的高價，不言而喻，他的餉源早有着落，並不需要左宗棠“隨時撥給”（至少短期內如此）。不需要經濟支持的話，名義上歸不歸左宗棠節制，對陳國瑞來說，有什麼本質區別？陳軍的早期投資，必然來自奕譞的撥款，花了神機營的錢，不聽神機營的令，怎麼可能？所以，實際上的控制權，左宗棠並沒有得到；當然，他也不希罕得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名義上場面上大家得過且過，私底下實踐中大家該幹嘛幹嘛。所以，“此中輕重機宜”，“該大臣”心中有數，必定能“斟酌辦理”。“該侍衛”心中也很亮堂，高薪挖兵、搶奪裝備的“既得利益”不被剝奪，以後收斂一點，還是能做一支自由自在馳騁在華北大地的“游擊之師”。當日剿捻，大部隊有三支，分別由左宗棠、李鴻章、都興阿統率，重大戰役，也由此三路大軍應付。陳國瑞遊玩其中，打仗的機會不多，閑得發慌，甚為無聊。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無聊之日？要文斗，不要武鬥（汲取與劉銘傳爭鬥大敗的教訓），那就只好罵人。他寫信給左宗棠，“曆數其短”，如排擠曾國藩，是為“背恩”；壓制鮑超、蔣益澧等人，是為“攘功”。陳國瑞並非言官，所言之事，跟他本人沒有一點關係，而且都是誅心之論，辨無可辨。左宗棠收信后只有搖頭苦笑，他不能也不屑於回信對罵，所以只有憋下這口怨氣。陳國瑞還不罷休，將信稿交給奕譞，囑為代奏，儼然把自己當作維持風紀的御史。下級如此猖狂，但又不能“節制”，再被他罵上幾回，笑話必然越鬧越大。因此，左宗棠借口所部與陳軍相隔遙遠，不利指揮，請求將陳國瑞交由山西巡撫節制。但是，軍機處既然把皮球踢過來了，再要踢回去是不對的，所以諭旨云：“仍着左宗棠隨時調度，不必有所顧忌……該大臣身為統帥，不得諉諸他認為自全之計”；左宗棠都管不了，別人怎麼管得了？而且調離神機營本就是你左宗棠的建議，好事要做到底，這時候想卸肩，恭親王自然不答應了。但是，沒過多久，陳國瑞“游擊”到山東境內，左宗棠奉命專防直隸運河兩岸，調度實有不及；恰逢李鴻章督師北上，進入山東境內。於是，朝旨俞允前請，將陳國瑞調歸李鴻章指揮。李鴻章是劉銘傳的上級，按照陳國瑞的作派，不和他為難是萬萬不能的，但是，不過兩月，清軍就取得了剿捻的全面勝利，陳、李之間也就來不及發生不得不說的故事。事後封官進爵，陳國瑞戰功雖不卓著，但也開復以前處分，並賞給雲騎尉世職。諸軍旋即裁撤；左宗棠楚軍入西北，李鴻章淮軍變成防軍，陳國瑞兩不相與，無所事事，遂往來江蘇、直隸間，終日遊玩。九年，發生天津教案，他並未參與動亂，前已說及，略去不表。綜觀同治七、八、九年間，陳國瑞優遊疆場，交結王公，無功而受祿，有事則開罵，一帆風順，萬事如意；如前所謂，正是一段“事機最順、意氣最盛”的黃金歲月。但是，禍福相倚，動靜相生，陳國瑞這種人註定不能過上平淡無奇的生活，不是他自己無事生非，就有別人要借題發揮。在揚州邂逅李世忠，就打破了陳國瑞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