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此時主持朝政者，是戶部尚書宗室肅順。肅順幕府，則有所謂“五君子”者，為其中翹楚。“五君子”中，又以高心夔最受賞識。高心夔自始自終參與了此次“保左”事件，多年以後，乃將內情告知薛福成，薛福成則記錄在《庸庵筆記》。其文略謂：樊燮控狀、官文參摺抵京后，文宗批諭：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然則，左宗棠自忖最重不過充軍新疆，尚未能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肅順聽聞此語，轉告高心夔，高則轉告王闓運，王則轉告郭嵩燾。為什麼形成這麼一個傳達次序呢？肅順一貫推服曾、胡、左等“楚賢”，而“楚賢”們則常通過“五君子”以及“肅黨”杜翰等人，與肅順交流中外信息。左宗棠有難，肅順必思有以救之；但是，此事已諭令官文專辦，他不好直接插手，故告知心腹幕客，商量對策。對策需要裏應外合，上下通氣，而高是江西人，在地域上與湖南幫稍有隔閡，故告知湖南人王闓運。王闓運此時與胡、左並不熟悉，便找到左宗棠的親家、時任翰林院編修的郭嵩燾。郭嵩燾聞訊大驚，遂又通過王-高這條信息通道，向肅順求救。肅順這才指示應對之法：“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余方能啟齒”；一往一復，如此麻煩，後世讀者不得不批評這種拖泥帶水的作風。但是，如此麻煩，實在又是一種必然。中央集權制度中，位於權力金字塔頂尖的皇帝，最希望朝廷內外形成一種扁平化的政治局面，四方聽命於一人，萬民皆知有皇上。最深惡痛絕的，則是中外勾結，形成政治集團；雖說這種集團不一定就是篡權奪位的反革命團體，但是，或多或少，都會削弱中央集權。因此，臣子最害怕被目為“朋黨”；反之，攻擊政敵，最狠的招數就是將其羅織為“朋黨”。歷朝歷代，都不乏黨錮之禍，就是這種政治警惕性的現實反應。當然，歷朝歷代，又都不乏朋黨。政治本就是一項人與人斗、其樂無窮的益智體操，單槍匹馬必定鬥不過人多勢眾，不參與由師生、籍貫乃至學問、性情等元素組成的各類“朋黨”，在政治生活中必然無所施展，甚至會受到排擠傾軋。朋黨實在是先求自保、緩圖發展的政治學入門功課。故我們可從史書中看到：不分清流濁流，不論忠臣奸佞，人各有朋，朋必成黨；孰是孰非，固然要就事論事，但是朋黨之不可避免，則無疑義。然則，理想主義者追求的不群不黨，根本就違反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乃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政治幼稚病。孤家寡人的皇帝極不願看到朋比成奸的黨團，身單勢孤的臣下卻不得不投靠組織，這種矛盾，實在是時勢使然，無法解決。但是，正如厚黑學理論家李宗吾所謂：世間固多做得說不得之事；朋黨也是只可意會，不便言傳，尤其不敢讓皇帝看出絲毫破綻。“保左”固然是為國家惜取人才，但由肅順首倡的話，文宗必定要懷疑一品大員和區區幕客之間的關係，必定要追究這種關係背後是否存在一個更為龐大的人際網絡，稍一不慎，涉事者就會落個結黨營私的罪名。因此，肅順極為小心，“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方能啟齒”。這句話，就是“保左”運動的指導性方針。“內外臣工”，包括京官和疆吏；只有這兩類人中出來幾個代表先行發言，肅順才好順水推舟，進行總結性陳辭。郭嵩燾於去年召對時為左宗棠美言，那是舉賢不避親，問題不大；這次卻是參劾要案，故應避嫌迴避。胡林翼境況與此相同。那麼，此事勢必要假手於人，找一個傳聲筒。郭嵩燾和胡林翼，一內一外，不約而同，都找到了潘祖蔭。潘祖蔭，江蘇吳縣人，咸豐二年的“探花”，此時的南書房侍讀學士。他畢生有兩個愛好，一則書畫古玩，一則才人名士；其癖與翁同龢同，故後人合稱“翁、潘”。有一個故事，頗能說明他對人才、玩物的品評和取捨：“文勤（祖蔭謚號）偶在朝房與眾閑談，提及某日陛見之某提督，謂此人真是忠肝義膽。李文田問曰：‘其戰績如何？’文勤曰：‘不甚清楚。’李曰：‘然則狀貌如何？’文勤曰：‘沒有會過。’李曰：‘然則中堂何所見而云然？’文勤曰：‘他送我的鼻煙壺狠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錯’”；當日，郭、潘俱在南書房上班，有同事之誼；但是，冒然請潘祖蔭奏保素不相識的左宗棠，也非全無顧慮。郭嵩燾思來想去，定下一條“計賺”之策。郭嵩燾先將保摺寫好，再帶上三百兩銀票，徑去潘家。見面就說：“伯寅（祖蔭字），何久不宴我於蓮芬家也？”伯牛案：蓮芬姓朱，當時名旦，為潘所眷。潘祖蔭說：“近者所入甚窘，何暇及此。”郭嵩燾一聽，正中下懷，趕緊表示作東請客。於是，二人同赴蓮芬家喝酒。席間，郭云：“今者具奏保舉人，肯為之乎？”潘問保何人。郭曰：“姑勿問。摺已代撰且繕就，第能具奏者，當以三百金為壽”。言畢，即掏出銀票，連問：“如何？如何？”潘、郭固為素交，多金恰又應急，故“不能無動”，乃納金入懷。但是，不告知所保者誰，畢竟心裏不踏實，因此，潘云：“事已至此，必無悔理。惟所保何人，摺中所言云何，必先令我知，否則萬一叫起（叫起即召見），將何詞以對？”此自實在情形，郭乃出摺與觀。潘祖蔭一看，被保者左宗棠雖不認識，但在湖南巡撫幕中贊畫軍事，早已名動京華；且平日與郭嵩燾閑談，也略能知道左宗棠的才學品質。依他愛惜人才的一貫作風，固應進言；目下拿人手軟，則更應進言，遂將此摺遞了上去。郭、胡不能出面保左，否則有庇護同鄉、戚友的嫌疑。潘祖蔭出面保左，則是大公無私，“有不得不為國家惜者”。此摺略云：“楚軍之得力，由於駱秉璋之調度有方，實由於左宗棠之運籌決勝。宗棠之為人，負性剛直，嫉惡如仇；官文惑於浮言，未免有引繩批根之處，致其潔身而退。夫以一在籍舉人，去留似無足輕重；而於楚軍事勢關係甚大，有不得不為國家惜者。請飭下曾國藩等酌量任用，盡其所長，襄理軍務，毋為群議所撓”；其中有一警句，甚為後世稱頌：“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