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魔症（三）

王蒙不再擔任領導，就更解放了，經常是笑話不斷，有時不無尖酸刻薄。有人說：“想不到當過部長的人還這麼幽默!”王蒙哈哈大笑，飛快地接茬說：“所以還是不適合當部長。”喜歡說俏皮話，喜歡說笑話，在生活中固然能調解情緒，活躍氣氛；可搞不好也會適得其反。有一回，吃過晚飯，孩子們都圍在一起，說笑很快活。王蒙也是其中一員，大說特說一些無邊際的話題，而且是哪壺不開提那壺。我看出女兒不太愛聽那個話題，但當時王蒙就是停不下來，弄得大家很不高興，這個鼓着臉，那個癟着嘴，直說得不歡而散。他愛說俏皮話，只是有時不分場合。說一件還是他在位時的事。1988年秋季的一天，天津的曲藝家駱玉笙（小彩舞）在她外孫女的陪同下拜訪我家，其中一個主要話題是想請王蒙為她的大鼓填一段詞，王蒙很愉快地接受了她的任務。不久，他寫好了一段詞，是關於“酒”的題材。當駱玉笙拿到這段詞之後，很喜歡，譜成曲調，唱起來，很上口。不久，駱玉笙帶著錄制好的磁帶，又不辭辛苦來北京，到我們家，熱情地為王蒙演唱。駱玉笙說：“您這個詞填得太好了，不僅好唱，還特別受到我們天津酒廠的好評，他們可高興了，為他們出的酒闖了牌子。”王蒙跟着就開玩笑地說：“那太好了，應該讓他們給我送兩箱子酒來……”駱玉笙聽得很認真，很嚴肅。馬上說：“我回去就跟他們說，給您送酒來，回去就跟他們說……”王蒙自知失言，坐也不是，笑也不是，直擺手，說：“開玩笑，開玩笑。”越說駱玉笙越當真，她說：“我去辦，我去辦……”誰也聽不進誰的話。我正在場，知道糟了，她以為是真的了。王蒙一個在職的部長，怎麼能這樣戲言！太不像話了！我不得不插話，忙說：“他愛開開玩笑，是真的在開玩笑。您千萬可別跟人家說……”送客后，我的心裏很不是滋味兒，對他說：“你看你，太不應該了，開玩笑也不分場合。這多不好……”王蒙也嚴肅起來，感到自己的失言，忙為這事給天津的作家馮驥才打些電話，請求大馮幫忙勸阻駱大姐，讓她千萬不要去搞酒。近幾年，王蒙不再擔任領導工作，他就更解放了，經常是笑話不斷，有時也不無尖酸刻薄。有的朋友說：“想不到當過部長的人還這麼幽默！”王蒙哈哈大笑，飛快地接茬說：“所以還是不適合當部長呀！”他見朋友們笑得更歡了，便進一步明志：“我是寧可放棄部長，也決不放棄幽默！”朋友們點頭稱是。他愛說，至於說的話究竟能否起作用，我有時不免懷疑。如果遇到一位知音，話一投機，他們說起來，那更是使旁人聽起來累得慌。上海的一位評論家，只要一來北京，必來我家。他們坐在沙發上，從下午三點開聊，涉及的話題面很廣，當然主要是談文學，翻過來掉過去地說，我為他們沏的那壺茶水早已喝白了，話音還濃着呢！中間加進一次簡單的晚餐，也是聊。他們並不細品菜肴的好壞，凈顧說了。直至晚上九點十點客人告辭。這時我才為他們長吁一口氣。也遇見過這種事情：一個周末的晚上，全家老少坐在一起，大概連續幾天太緊張，或者王蒙認為才用過的這頓飯缺少蛋白質與維生素，王蒙問：看看明日我們去個什麼地方玩玩，改善一下飲食。大家的情緒於是被鼓動了起來，你一言，我一語，興緻勃勃、七嘴八舌地策劃起來。有的說：“我提議去香山，觀賞紅葉，爬鬼見愁。”那個說：“不！咱們去登長城，那裏也有紅葉。”“別忘了，還要吃一頓，那兩個地方吃的不行。”王蒙發表意見之後，話題就轉向討論到什麼地方吃好。“去天倫王朝吃自助西餐。”“不同意，那兒的自助餐比美國貴多了。”“去燕莎啤酒屋，有德國啤酒線設施，又有烤肘子。”女兒反對，說女婿要開車不能喝碑酒，當即給否定了。討論到最熱烈時，女婿說話了，他說話有權威，他會開車。他說：“明天咱們去通縣玩兒去，吃活魚。”大家一致認為這是個好主意，這地方不大去，不俗氣。大家把話說夠后，踏踏實實地睡了一個香甜的覺。星期天早晨，個個都比平時起得晚，尤其是女婿，一個懶覺直睡到十一點。我看這意思，沒有什麼動靜，於是照常在家做了一頓家常便飯。中午十二點，全體來到餐廳用餐，個個吃得也很香。最令人費解的是居然沒有一個人感到吃驚，沒有一個人表示為什麼今天不出去玩？或提問怎麼沒有到外邊去吃飯？對於我這個家庭主婦來說倒好了，不出去吃，還節約了。但是頭一天晚上花了那麼多時間討論達成的協議，就這樣無聲無息地作廢了。只有我最了解內情，關鍵是有我們這位語言大師，他發動了大家，大家都把話說了，至於執行不執行是另一回事，說完了就算達到目的。這是為藝術而藝術呢！我知道，我的這些說法也未免誇張，如果王蒙看了這一段，他肯定會認為是我對他的“惡毒攻擊”。有什麼辦法呢？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了王蒙，我也變得愛說笑話來了。生活常常是沉重的，自己不開開心，又怎麼能愉快地活下去呢？公平地說，他愛說，也分說什麼，不說什麼。他有他的準則。在公務中，他從來不說假話、不說謊話、不說大話（不包括小說中的誇張）、不說不切實際的話。以有人登上門來或通過電話托他幫忙辦事為例，如果他根本辦不到，回答很乾脆：“不行。”——他不會拖泥帶水，黏黏乎乎的。明明辦不到，偏偏說個活話，甚至說行，給人家帶來希望，最終又不行。他不會幹這種事——這樣回答問題有時讓人家感到很尷尬，我在一邊也覺得不好意思。如果是可以幫上忙的，他就默默地為人家做。他從不會把話說滿了，總是留有餘地，辦好了就辦好，沒有那麼多漂亮話。甚至有的事，已經答覆人家說不好辦，但一旦有一點兒可能可以辦成，他就悄悄地為人家辦，直到辦好為止。他從不說阿諛奉承的話，也決不會說——這是他的習性，是他做人的準則——他無論對什麼人，從未說過令人難以入耳的肉麻話。他不會說一些甜言蜜語，包括溫柔的脈脈含情的話，這決不是表揚。人有時需要聽一些好聽的、順耳的話，即使事實上或許並非真能全部做到，有幾句合乎情理的話，也讓人舒服。尤其在生活里，我默默地下廚房，把熱菜熱飯端上來，希望大家吃個和睦，吃個協調，吃個滿意。如果得到丈夫一個會心的笑，哪怕是一句“這個菜真好吃”，或最普通的“就讓你一人在這兒忙了”、“你太辛苦了”（這句話是我常常對小保姆說的），或者……不是有許多話可以說也應該說嗎？起碼別再節外生枝。譬如某個菜做咸了或淡了，王蒙的詞兒可多呢，邊吃還邊埋怨：“這麼咸，怎麼能入口？是不是把賣鹽的給打死了。”有時我也用這句話，但是說笑話用的。遇到他吃不好，他是動真格的，說時氣乎乎的。如果我是坐享其成，吃現成的，無論菜是咸是淡，我都會說好。這是不是虛偽呢？我以為不是，這是對人家勞動的一種尊重。在有些事情上，涉及到大事，他說話還是很有分寸的，也很巧妙。他在對付國內外記者時，特別顯示出他的機智、他尊重事實的精神以及他的分寸感。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記者，提出多麼複雜的問題，或是涉及多麼敏感的話題，他都會很合適宜地給以應有的回答。1978年11月18日，王蒙很晚才從美國駐華大使館回來。那天他一進家門，我就看出他有什麼好事，面帶喜悅。我問他：怎麼樣？參加的活動好嗎？我問到點兒上了，他正要向我顯示他的高明呢。他向我說，今天他是用了英語對話，很興奮。洛德大使講了一個笑話：有一次，三個國家的人，一起去太空漫遊。條件是每人只限帶25磅的物品，不得超過。美國人帶的是一位女人；越南人帶的是125磅的香煙；中國人帶的是125磅的英語課本。他們去了兩年回來時，美國人又帶回兩個孩子；中國人學會了說英語；而越南人忘帶火柴了，白白去了一趟。洛德大使的笑話，贏得了眾人的笑聲。緊接着王蒙致答辯，他建議：美國人帶去一個女人再加中文書；中國人帶去英文書再加上一女人。超過125磅怎麼辦呢？他建議一是女士們要搞減肥，一是用新型材料出書，這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解決的。那麼當他們兩年後回來時，不就是都可以有了孩子，又都會說對方的語言嗎？在場的大使夫人說：“別忘了這是文化部長而且是作家。”王蒙立刻糾正地說：“是作家，而且是文化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