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勇與憂懼

近日突然特別想讀周作人的詩。以前是讀過的，讀過便忘了。那時還年輕，對他那一套“人生一飽原難事”、“且到寒齋吃苦茶”的話並不懂，也不耐煩去想，覺得滋味寡淡得很。近來，這兩句詩倒時常浮現在腦海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對周作人頗不屑。我崇拜魯迅。魯迅對他的兩個弟弟，尤其對周作人的愛護近於婦人心腸。周作人對魯迅卻很不夠意思。兄弟失和是魯迅心裏的隱痛，而傷害魯迅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事。何況他寫的那些談茶喝酒的文章在當時的我看來都是失了血性，更何況他後來還當了漢奸。我全然忘了周作人在“五四”前後也曾經是“凌厲浮躁”的一員猛將。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共有兩首。其二曰：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裏蛇。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功夫吃講茶。談狐說鬼，坐道論佛總應該是老年人的事。老年對世事已經看透、看破，已經放棄、絕望，故而只對非人世的東西感興趣，藉以消遣時日，以度殘年。周作人卻在四十歲時就寫出以“清”、“冷”為底色的《雨天的書》，走到“沖淡平和”的路上去。他寫五十自壽詩時，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再過三年，抗日戰爭就要爆發。國難當頭民族喪亂，他置於眼前而不顧，卻滋滋有味地羨慕咬大蒜拍芝麻，難怪一時責難鵲起，成為眾矢之的。只有林語堂出來為他辯護，說他是“寄沉痛於悠閑”。林語堂此說並非虛妄。周作人自己就說過，憂懼的分子在他的詩文里由來已久，所謂“憂生憫亂”是也。知弟莫如兄。魯迅也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說，周作人的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詞，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於是成為眾矢之的。文人美女，歷來負有亡國之責。美女亡國已是共識，且為人神所共憤。妲己褒姒楊玉環是也。文人因為一首詩、一首詞、一部小說而成為亂世罪羊的，不光古時如此，現在也未見得不是這樣。區區幾個文人美女，就得擔當起救國或者亡國的重任，我等泱泱大國里的十幾億子民，自然只須袖手以觀。無怪中國自古以來有那麼多麻木的看客。周作人所說的憂懼，我頗有同感。人生諸種情感中，我覺得憂懼是最為深沉真切的兩種，與生俱來，揮之不去。對人生愛之愈深，憂懼之心愈切。而且，不僅是為過去己經發生過的歷史憂懼，更為現在與未來而憂懼。說句危言聳聽的話，我真後悔有了孩子，不為別的，只因為我、我們，不但不能給他們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甚至將世界保持現狀都不能。我們的孩子們，也許將不得不在一個沒有清新空氣、沒有綠色森林、沒有純潔水源的地球上生活，更不說生存競爭的慘烈、戰爭和未知的疾病。我們既不能為孩子們的未來負責，只有眼睜睜地看他們掙扎，而我們的心裏除了憂懼以外，還能有什麼？！孔子說，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魯迅便是這樣的仁勇之人吧。雖然他對國人世事一樣的絕望。但他始終能有韌性的戰鬥，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周作人的絕望就只有逃避和自嘲了。這自然是弱者之為，但也算是一種人之常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