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馱鹽

70年代初，我終於夢想成真，可以和他們一樣去馱鹽。不過嚴格說來，我是接受生產隊的任務才走上馱鹽大道的。我要去馱鹽，這無疑是令人興奮的，這表明我已不再是一個孩子。更令我驕傲的是，姑娘們再也不會把我當成一個孩子了。出發之前要做很多準備工作，不過與不同於私營時期，像準備鞍具、縫補鹽袋、整理拴牛繩等活兒都是爸爸在生產隊部替我完成的。鹽人自己要準備足夠兩三個月吃的食品。其中最繁重的活兒要數磨青稞面。在西藏牧區，這種活兒多半都是由婦女來完成，所以磨青稞面的任務自然就落在媽媽身上，但一有空閑，我也幫媽媽磨自己享用的糌粑。每當這個時候，媽媽總愛說："孩子，別磨糌粑了。你小小年紀，能馱得動鹽包嗎?這生產隊也真是的，幹嗎讓上學的孩子去馱鹽？"這麼一來，我惟一為自己做的事情是縫製了一雙選料考究的長筒藏靴。雖然在做工方面還有很多遺憾，但穿着自己裁縫的靴子，心裏別提有多得意。臨出發前，爸爸趕緊給我傳授很多馱鹽的技術，包括馱子如何打包，如何裝卸牛背上的貨物，以及在湖中採鹽、背鹽的技巧。還教我怎麼合理安排每天的伙食等等。人民公社時期是以生產隊為單位，派出精幹的馱鹽隊到鹽湖採鹽取鹽。我們隊由六人組成，同用一頂帳篷。雖說都是清一色的牧人，但仔細說來，每個人都有一段講不完、理不清的故事。我的搭檔是我們家的老鄰居單增班典。單增班典跟我以夥伴相稱，其實他跟我爸爸才是同一輩分的人。他原是拉薩著名的色拉寺傑扎倉的僧人。傑扎倉每隔三年選派三至五名僧人到我們部落從事民間佛事。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單增班典就地獲得解放，就跟當地一女子結成夫妻，結束了清高、輕鬆且受人尊敬的僧侶生涯，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牧民。作為一個世俗家庭的主人，就要承擔起一家人的吃穿用度，自然要加入馱鹽的隊伍啦。還有一位老者叫加日。人們當面稱他為加日叔叔，可是背地裏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豁嘴加日。其實加日並不豁嘴，起這個綽號有兩個原因：其一，他長了一張能說會道的大嘴；其二，他是"文革"中造反派的積极參与者，為此曾蹲了三年的牢房。所以，用"豁嘴"這個綽號來稱呼他意味着對"反革命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平時，豁嘴加日坐在帳篷靠門的位置，他的言論和行為會受到別人的嚴密監視，對人對事不能妄加評說。惟獨我是他的知心人，倒不是因為我跟"反革命分子"貼了心，而是對他來說我只是一個愛聽故事的小孩。為保持馱牛的體能，馱隊需要一邊趕路，一邊放牧。放牛要以帳篷為單位，兩個人為一天輪流去放牧。每當加日輪到跟我一塊兒放牛，他就可以獲得一天的言論自由，可以發表一些不十分敏感的政論。他評說人民公社的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公社公社不都是以公為家的嗎？一家人還有經常鬧矛盾的時候，這麼多人在一口鍋里吃飯，不天天熬粥就算大幸了。"聽說他年輕時候還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辯論家，相當於現在的律師。他曾跟一位部落頭人前往那倉地區（今那曲尼瑪縣）打贏了一場官司。他的口才極好，有興緻的時候，可以用一連串的成語和典故來表達他的全部觀點，真可謂妙語連珠。但眼下他對官司啦、政治啦都沒有什麼興趣，只希望跟着馱隊了此一生。他說："只要讓我摸着牛的尾巴跟着馱隊就是人生一大樂事，別無他求。"這也許是藏北男人普遍的人生觀或對生活的一點點要求吧。馱隊中，另外幾個都是我們隊裏的普通牧民，而我是一個還在一所小學上學的學生。當我們馱着全村人一年的希望，疲憊而又驕傲地返回家鄉時，我的同學們返校已有二十多天，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來，一種無法彌補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不過，不久希望又奇迹般的出現了。學校捎來一封信--先是對我在學校的表現和學習成績作了充分的肯定，然後建議家長和生產隊，儘快把孩子送回學校。這次爸爸充分發揚了民主，徵求了我和媽媽的意見。媽媽當然是我最忠實的同盟者和最可靠的後盾。於是，我又獲得重返學校的機會，這對我來說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轉折。很多年之後，我成為一名國家幹部，認識了文學界的老師和朋友。由於他們的影響和從小受到《格薩爾王傳》《屍語的故事》等民間文學的熏陶，我這雙從小拿牧鞭的手開始笨拙地握筆抒寫我的草原、我的童年和馱鹽的故事，發表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今天，西藏熱還在升溫。蒙在西藏面容上的神秘面紗半敞半閉，西藏像一位羞羞答答的新娘，尤其誘發了文藝界、影視界對她的興趣。一時間，西藏成為紀錄片和紀實文學的風水寶地。中央電視台駐成都軍區記者站的導演譚湘江是西藏的發燒友之一。他對藏北的馱鹽曾有過一些道聽途說。當他面對一位曾是牧人去馱過鹽，而今勉強躋身於文學圈裏的我對馱鹽的一番真實描述，無法按捺激動的心情，決定對馱鹽進行跟蹤拍攝。於是，我再度踏上了回鄉與馱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