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忙和幫閑

謝有順有一個觀點我很同意：散文“為人類一切無法歸類的情感和心靈碎片提供了含混的表達方式”，“好的散文一定是心靈的奇迹和語言的意外收穫”。賈平凹的散文，“說書，說話，說人，說事，說生說死，談奉承，請客，花錢，談房子，打扮，玩牌，都是從微小的細節入文，趣味生動，精神也自在，沒有陳腐之氣，整體上還給人開闊的想像。我想，散文之大，應該指的就是這種從小而大的大；事是小的，但精神是大的。……我非常喜歡賈平凹散文里那種實在的、生活化的基礎部分。……眾多物質性元素（堅實的細節和經驗），支撐起了他散文精神流動的河床和氣勢。好的散文是悟出來的……”賈平凹的散文，“有小說家的實（物質性），又有思想家的悟（精神性）”，他就成了一個善於悟的“好的散文家”了。然而，賈平凹只算得散文界的大家，而非大師，一字之差，兩種境界，是很不一樣的。“大師”是相對於外界來說的——他應是人類的良心，關心民瘼，以萬民之苦痛為苦痛，代萬民立言，為弱勢群體吶喊、鼓吹。這就需要大能量的心靈和堅硬的腦神經，來經營猛烈尖銳的文字，給讀者帶去強烈的思想和心靈的衝擊力。魯迅、李敖就是好的例子。“大家”則相對於自己而言——他不必有那樣的責任、使命意識，有點子語言天賦、悟性和勤奮，寫成紅極一時的人物了，所寫的東西質量很高，精緻有味，當得上上品，內容上卻都是吃喝玩樂，談人生、談理想那一類，非常人性化，觸及到了人心靈中最柔軟的部分，寫得鬆弛、傳神，讓讀者意識不到他們在什麼地方着力了，“他們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覺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看似不疼不癢、可有可無，卻經久耐用，“給人智慧，讓人舒適”，適於一切年代作消遣用。梁實秋、周作人、林語堂、張愛玲等，都是這樣的。具體到賈平凹，他選擇哪一種風格，有他能力、性情、條件上的限制，同時，環境因素也不能不考慮到。這些都是應該能為眾人理解的。怕只怕作者寫作時，有意遮蔽什麼、歪曲什麼，或者盡揀好的說，不敢講真話。用魯迅先生的話說，他不過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幫忙”和“幫閑”文人而已。你看他描寫商州的那系列性的散文，什麼《商州初錄》、《商州又錄》、《商州三錄》，還有什麼《在米脂》、《走三邊》之類，寫的都是些窮得連兔子都不去拉屎的地方，在平凹筆下，卻美得讓人忘懷流連，其風物與民眾，原始而淳樸，山人都過着安詳寧靜的生活，桃源詩般，“歡得像風裏的旗”。連偶爾涉筆到的、掩蓋不住的苦澀和災難，都被作者填滿的詩情畫意塗抹了。這時，他倒真像那個衣錦還鄉的子路了——把看到、聽到的全當成他的研究資料，一副局外人心態，一個“過客”的心態，於是在他細緻曲折地刻畫著的鄉民環境的風情畫卷之後，就有了一些“謳歌”出來：別以為這塊土地上，有着污水，腐葉，牛糞；我說，這些不幹凈的東西，卻正使土地肥沃起來了。別以為我的身邊擠滿了荊棘，藤蔓；我說，這些惡劣的玩意，卻正使我努力地長直軀幹了。…………你知道嗎，我是什麼？我就是我，社會主義。中國便是我身下的這塊土地。栽我培我的只有你啊，農夫，我親愛的黨。用賈平凹的尺子衡量，所有惡劣的玩意、所有苦難、所有不幸、所有冤屈……全有正向、積極的意義，都值得歌頌。不過，它暗含了一個極大的黑洞或誤區——隱匿了作惡與犯罪，為壞蛋和大大小小的歷史罪人，預埋下開脫自身罪責的退路。你可以說“文革”如何如何罪惡，但就是找不到作惡的，或一把推給“四人幫”，其他人處身其間，則是為能歷練出來，“長直軀幹”的——要不是這幾號人作怪，說不定我們的“軀幹”這生都長不直哩！如此，還有什麼好歹善惡之分呢？作為一個社會，作為在社會環境裏生活着的人，應有一定的是非觀、道德觀，定一些最起碼的“底線”，以供所有人遵守。超過底線的，犯了罪的，不論什麼人，也不論過去有過什麼功績，都該接受相當而公正的懲處。賈平凹只知有“辯證”，不知有“底線”，不知有道德和法律約束，那就走過了，走到對立面去了，一副“過猶不及”的目光，好像如炬了似的，原來只是個探照燈，直來直去，一路照上天去，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真說出來。那些個謳歌，就顯得不實在，太假。怕是成心要做“幫忙文人”了。如果商州、陝北高原或者甘肅、新疆等地，真是很富有，真就無苦難，真沒有那些大沙漠、大戈壁或深山老林，作者遊山玩水一番后，回來寫點遊記，發點感想，記述美好難忘的人物景觀，無可厚非，要命的是那裏的人，日子過得不幸，生活艱困，寫那種環境的散文理應以人為核心，寫百姓真實日子的，賈平凹卻多“置之度外”，吟詠起了山水、傳奇和歷史、地理，他炫耀的是自己對鄉土有着多麼深厚的知識，惟獨忽略了人——還在掙扎着的鄉民們！別人活得再不好，他賈平凹何必關顧呢？他關顧到的只是“今日世界，人們想盡一切辦法以人的需要來進行電氣化，自動化，機械化，但這種人工化的發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單純，清凈，而這塊地方便顯出它的難得處了”，“有人說這裏是絕好的國家自然公園，土裏長樹，石上也長樹，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窪，就有人家，白雲在村頭停駐，山雞和家雞同群”。彷彿“自然公園”是比現代化文明要高勝一籌的，這“人工化”的世界污七八糟后，只剩了這種地方還留有“單純，清凈”，而他“反對”“電氣化，自動化，機械化”的目的，也不過就因失去了這點點東西。都市不缺“單純，清凈”的人與環境，缺的是平衡的生態。“人工化”弄不好就會破壞原本和諧的自然生物鏈，帶來污染和水土的超量流失。荒漠帶或“白雲在村頭停駐，山雞和家雞同群”的地方，其貧窮、閉塞不是一般人能夠想像的，以那種地方的“人文”“自然”，反現代城市文明，是一種顛倒的歷史觀。而看不到那裏的貧窮、愚昧、落後，不加批判、抓不住要點地看待那地方發生的事情，把人導進誤區，真還不如不寫。仔細尋看，我發現只要是不牽涉賈平凹本人的，那散文里就難得有苦難、不幸、冤屈，一旦有他出場，它們又就回來了。同是談商州地的《我是農民》、《祭父》、《我的小學》、《紡車聲聲》，完全反了調，換了天地人間，那裏的美景和風俗全淡化了、退居二線了，描述的是生活的艱難辛勞，自家的冤屈、不幸，和種種驅人淚下的生活細節。為啥？因那裏面的主角是“我”，有了個“我”，一位正在長成，卻還未像後來那樣長成大樹的苗苗，風雨遍地，這苗苗現時還經不住風雨。為什麼賈平凹見到了自家身上的風雨，換個旁人卻看不到了呢？不僅看不到，他還要為那閉塞之鄉樹碑立傳，讚美不休，這算什麼呢？散文里，賈平凹談得最多的主題，正是那些沒有了真實的他自己的“自然”、“玩物”以及“長舌男”、“美食家”、“閑人”、“弈人”、“禿頂”等，類於“雞肋”，食之無肉，品之有味。因此，賈平凹這位大家，其精神實質的主色調則是“幫閑”。正是由於其太濃的“幫忙”和“幫閑”色彩，把他的靈感和力量消解得一乾二淨。當然，他散文里的優長之處也是很明顯的。他有的小說，也確實寫得很好，像《黑氏》、《阿吉》、《餃子館》等。但它們都有個共同的特點：不把女人當中心來寫，或根本就沒有女主角。總結一下，若要把賈平凹的文章排個名次出來，那麼我認為，他寫到真實之“我”的散文第一，未寫到真實之“我”的散文第二，不以女人為主角的小說第三，把女人當核心來寫的小說第四，詩第五。其中他的詩和所謂“女人”小說，寫得都沒“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