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鴿》與發往香港的九封信（之二）

周璇是在精神崩潰前夕投入到電影《和平鴿》的拍攝中去的。

1951年5月8日，周璇給李厚襄寫了第七封信。

寫這封信時，周璇實際上已神志不清，她在信中說：“……這次因王人美背後破壞，引起他們對我很大的誤會，將來還是會事實證明的。”

據說，在當時的戲劇、電影協會組織的學習上，王人美檢討自己和周璇都在舊社會唱了不好的靡靡之音、演了不好的戲。這是當時社會很正常的自我改造的風氣。可周璇神經過敏，認為王人美是針對她說的，便很反常地給了王人美一巴掌。於是就在信中寫了這兩句不倫不類的話。

接着，在信里寫的完全是一派像《狂人日記》裏的胡話了：“這個傢伙的確不是好東西……那天他喝醉了酒開着汽車，我就知道不是個好人……”

在信中她也坦言：“前天拍戲到最後一個鏡頭時，忽然老毛病又來了，頭暈，怎麼也拍不成！到今天還是不舒服，我想還是神經關係……”

周璇還能意識到這點，她不能也不想拍戲了，但她怕，在信的最後寫道：“不拍戲人家以為你是做什麼的。這真是太冤枉，他們不能相信就不能願諒！這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當時的上海文藝界的領導過於關切周璇了，他們一定要讓周璇上一部戲，出一次鏡，給海外別有用心的人看看，以證明新中國對舊時代的明星寬容和接納的姿態。可對周璇這麼個缺乏政治頭腦的女明星來說，她哪能明白和理解領導的一番苦心？

不管怎麼樣，周璇還得繼續拍《和平鴿》。

就在拍攝這部影片的後期，她的病終於爆發了。她在影片中扮演的是護士，在拍她給傷員驗血的一場戲時，別的演員一句台詞，觸發了她過份敏感、脆弱的神經，這是導火線，在片場裏，她忽然哭鬧起來，失去常態，完全錯亂了。

直到那年9月下旬，周璇的神志才漸漸清醒。在她精神病發作期間，發生了一件事：一個叫唐棣的人出現了，他和周璇之間發生了一段特殊的關係。有關這件事，我們放在後面來說明。

1951年9月25日，周璇神志剛清醒過來，就在虹橋療養院給李厚襄寫了第八封信。

她在信里告訴對方：“我病倒了！真慘，一言難盡……”

這封信里，她僅僅牽挂兩件事(她根本沒有把碰到唐棣這個人放在心上，壓根隻字沒提)：

第一件事是說“小弟弟很好玩，給他取的名字叫敏敏，就叫周敏，生得還端正，現在寄在劇影託兒所，他們都喜歡他……”

第二件事是，有關李厚襄寄給她的錢，她再三承諾：會歸還的。

1951年10月3日，周璇出院后，給她的香港朋友李厚襄寫了第九封，也是最後一封信。可以說是周璇最後的告白了。

從這封信的前面部分可以看出，周璇周圍的朋友都在幫助她，王人美莫名其妙挨了她一巴掌，但仍上醫院探望她，還送書給她。李厚襄也在回信中說王人美的好話，為其釋放心頭的疑惑。

但從信的總體上看，她頭腦仍處於混亂狀態，前言不搭后語，她已經墜落到一個幻覺世界中去了。因此，信中提到的內容，已經沒有實際的考證價值。

她自己也在信的後半段里說：

“許多事情已經記不起來了，因還沒恢復記憶力……”

在這封信的最後，附着這麼一段話：“現在我是在倒霉，太倒霉！痛苦萬分，灰心！你不知道，真氣死人了！他們有惡意。”

前面說過，周璇的信寫到後來就像在寫《狂人日記》了。語態、句式，也與《狂人日記》相仿。因此，我們也只能用文學審美的眼光來解讀她這幾句話的含義了。

前面的幾句都好理解。只有最後一句比較晦澀、費解。“他們”，從一個精神病人的角度去理解，可以泛指四周的一切她假想中的“有惡意”的人。那麼，這“惡意”，具體又表現在哪幾件事上呢？

我們比較有根據的傾向於她在第八封信中念念不忘的兩件事：錢和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