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往香港的九封信（之一）

周璇從1950年7月到1951年10月，一年多時間裏，給她在香港的朋友作曲家李厚襄寫了九封信。1975年，周璇的這九封信刊登在香港《萬象》雜誌上。

這九封信以及她在那段時期間寫的日記，無疑是她那段日子的生活和內心最真實最可信的寫照。從而我們可以驅散籠罩在她身上的一部分迷霧、辨清迄今為止的有關周璇的種種不負責任的議論，我們也可以從中揭示出某些事情的真相來。

周璇是1950年7月2日從香港回到上海的。回上海后第5天，便給香港的朋友李厚襄寫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唱片及股票都放在你處寄存，多費心！公債票已由龔秋霞在14日那天給我送來了，您一點不知道嗎？我已收到了，謝謝您！”

從以上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從香港回滬后的周璇，理財的思路仍舊很清晰，她把自己的財產分作兩部分，一部分股票委託李厚襄代管，另一部分公債票則收歸到自己手中。還可以看出，她之所以把股票放在香港，是為自己留條路。同時看出，李厚襄實際上是她香港的代理人。

這個鐵的事實可以證明，當時她的財產並不像屠光啟所說的已被騙光。

接着，在信中，她非常突兀地冒了一句話：“……為什麼那些人喜歡瞎說呢？真奇怪！”看來，當她聽到了各種謠言后，她便站出來說話了：那是瞎說！不可信。

到第二年，也就在1951年1月18日，周璇給李厚襄寫了第二封信，信中告訴他有關兒子敏敏的情況以及與朱懷德決裂的事。

性格內向的周璇為何把知心話全告訴李厚襄？這一點也是意味深長的。

到1951年2月12日，周璇給李厚襄去了第三封信，這封信寫得較長，信中透露了一些比較重要的信息。她在信一開頭，就這樣寫道：“……近因播音唱了歌，報上挨罵，在任何環境中都有派別，將來拍戲又不知怎麼樣來應付呢！太難了！”

周璇已經敏銳地感覺到，處境對她有不利的一面。於是，她在信里請李厚襄在香港和張善琨、邵屯人等電影製片商想想辦法，尋找退路。她自已考慮“香港暫時不能來，我預想是一年以後，等孩子大一點，……還是到南洋走一趟，既輕便又能賺錢，你的話不錯，趁能賺錢的時候(趕快賺)別將來悲哀，我怎麼能不知道呢！”

直到此時，周璇頭腦還很清醒，可見了斷和朱懷德之間的關係，並沒有使她喪失理智。所謂朱懷德將她逼瘋，也毫無依據。

其實，周璇已經為自己設計好了下一步的行動計劃。

1951年2月18日，也就在上一封信發出不到一星期，她又給李厚襄去信，談她的計劃：“……很多家公司要我拍戲，我真怕自己情緒不好，怎麼能工作呢？最大原因還是厭倦了這工作，我真想休息一個時期，能不拍戲最好，來港后決定去南洋，能否把歌在上海練好，希望你來上海，我們計劃一下弄得好好的。到時還得和邵老二商議，讓他幫忙，我們能去唱歌他一定高興，……你說怎麼樣？反正這唱歌我一定會實行，這錢為什麼不賺？不過是時間問題，暫時小孩不放心，所以想在上海待着不拍戲，也不知行嗎？拍呢也真沒意思透了……”

周璇一心一意要赴南洋唱歌，因為那裏的華僑很歡迎她去，酬勞很可觀，香港的經紀商也一直在為她忙碌張羅着這個活動。“金嗓子”周璇，這個演藝界的著名品牌，是市場運作的產物。周璇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按現在的眼光來看，完全正確。但她恰恰忽視了社會效應和政治因素。這就是日後滋生她的悲劇的癥結所在。

1951年3月14日，周璇在給李厚襄寫的第五封信中，仍然在談她“赴南洋演唱”的計劃，同時在信里還透露了她在上海的處境愈發難過了，而且情緒很壞，這是一個不好的兆頭。她在信里是這樣寫的：

“有一點要告訴你，關於(赴南洋)唱歌之事暫時要守秘密，上海知道他們會對我不滿，切記！切記！……我覺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頭，一言難盡，不說也罷。”

很顯然，周璇無法適應當時上海文藝界的氣氛。新中國對她是重視的，派人勸她回來，但回來后，她又處處感到不如意，並且“吃足了苦頭”，這是一個無法諱言的事實。

因此，她接著說“最近我的情緒仍然很壞，心境不能舒暢，總是想要哭，要大哭一場才好，想想自己的事，真是傷心也！暫時也不會工作，不過他們總不會放過你，將來給誰家先拍，免不了又要得罪人，這是件傷腦筋的事，在我真是煩惱的，為什麼做人這麼煩？”

看來，就是這麼一個複雜的社會環境，誘發了她“想哭”“要大哭一場”的精神抑鬱的癥狀，這是精神分裂的先兆，這一點是清楚的。後來的輿論都故意把她的精神失常完全歸結到她個人生活的原因上，顯然是片面的。

1951年4月12日，在她寫給李厚襄的第六封信里說：“我因大光明公司的劇本還好，所以第一部先給他們拍……”這個“他們”，指的是上一封信中“總不會放過你”的他們。周璇也在這封信里挑明了：“這次也是給他們逼上梁山，本來誰也拖不動我，就是這樣喜歡悶在家裏，對於酬勞極少不能同香港比，當然也是幫忙性質……”

從舊社會大紅大紫過來的周璇過於看重酬勞，她完全不懂新中國的“兩為”的文藝方向。不過，她還是願意“幫忙”，這就是她當時的立場和態度。

其實，她還算幸運。因為當時上海的宣傳部長夏衍對她、還有和她一起從常德路上冒出來的張愛玲、這兩個舊上海灘上文藝界的“絕代雙嬌”，還是抱關注和欣賞態度的。也就是說，還在熱心地管理、領導着她們的。可張愛玲內心不服從管理，後來找到借口，一走了之。周璇比張愛玲聽話，她服從了領導，但仍想走卻沒有走掉而已。

在這一封信和前一封信里，周璇都提到了李厚襄每月給她匯款問題，她還給李厚襄簽了收條。我們現在無從知道周璇剛從香港回上海時，還提到的股票、債券等財物到哪裏去了？我們也無從知道，她和李厚襄之間的這筆錢款往來背後的故事以及最後是如何了結的。有關她的巨額財產去向，且容我們放在後面探討。

總之，到了1951年4月，也就是周璇接受大光明影業公司的邀請，開始投入她的最後一部電影《和平鴿》的拍攝前，她的神經已經開始出現異常的徵兆，她在給李厚襄的第六封信的最後寫道：“拍了戲恐怕會很忙了，這次我也真不知怎樣來準備它，真是害怕的……”

她開始出現莫名的恐懼心理，這往往也是精神分裂症爆發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