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侯景賢

二十世紀中葉，中國西南邊陲曾經發生三次逃亡潮，第一次為1949年，數以百萬計的舊政權軍隊和戰爭難民湧出國境避難，他們成為如今東南亞華僑的主要來源之一。第二次難民潮發生在六十年代，由於空前的自然災害，當然還有人為原因，大批邊民湧向境外謀生，他們被形象地稱為“飢荒移民”。最後一次是“文革”期間，越境者都是上山下鄉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他們與其說對現實不滿不如說對自己不滿，他們逃亡的崇高理由是“解放全人類”。

我的朋友劉義便是這批年輕逃亡者中的一個。

那時候劉義在知青名冊上還不叫劉義，叫侯景賢，昆明知青侯景賢與許多年後的泰華詩人劉義是同一個人。劉義向我出示一張插隊知青的合影照片，年代久遠的老照片像一片秋天的黃葉，表明我們人生的航船已經駛過一段很遙遠的距離。我看見那個名字叫侯景賢的下鄉知青穿越歲月的塵埃向我靦腆微笑，他身穿一件咔嘰蘭布中山裝，挽起袖口和褲腿，背一頂草帽，脖子上圍一條白毛巾，這是那個“文革”年代大多數下鄉知青的標準像。

我問他：你為什麼不安心當知青？吃不飽飯？勞動艱苦？或者對現實不滿？

他說：你錯了，恰恰相反，我對當知青很安心。

我說：那麼你到底為什麼越境？

他說：因為人保組(公安機關)下達通緝令，要把我逮捕歸案。

那天我們談話的地點在曼谷鬧市區一間窄小的閣樓上，老式電風扇開足馬力，熱浪撲面而來。我的泰國朋友劉義，準確說是前下鄉知青侯景賢盤腿坐在席子上，他身下鋪着一領竹涼席，竹席經過常年累月汗水浸淫，已經勾勒出一個清晰的人形來。他的坐姿像個百年老僧，半閉眼睛，好像達摩面壁。我感覺他的眼神很古怪，幽幽地泛着白光，像一條油鍋里的魚。

我專註地盯着他，好像研究一台染上病毒的電腦。關於老知青侯景賢，我此前隱約知道他有一個不幸福的童年，和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長史。對於二十一世紀生活在網絡和電子時代的中國人來說，“文革”的黑暗年代已經遠去，變成地平線上的一片烏雲。我經常被年輕讀者問及：你那本《中國知青夢》是真的嗎？真有那樣可怕的事情發生嗎？既然當知青不美好，你們為什麼還要下鄉呢？你們為什麼不讀大學？提問者沒經歷過“文革”沒當過知青，他們都是改革開放的一代，而我像他們那樣年紀還在廣闊天地插隊。我內心常常泛起一種悲哀，哀嘆一代人的歷史如此迅速就被淡忘，成為陳年舊事和發黃的紙片兒。但是反過來想，如果今天的青年還在上山下鄉，還在被人生的烏雲籠罩，他們的父母還在為兒女搞到一個頂替指標或者一張回城證明而奔波，絞盡腦汁不惜出賣人格尊嚴，這不是我們社會乃至人類的悲哀么？社會進步如此之快，我有什麼理由為此唉聲嘆氣而不是感到慶幸呢？

侯景賢，男，1949年12月生。文化程度小學(或者沒有畢業)，自學初中。迫使少年侯景賢中途輟學的原因有二：一是剛過30歲的母親因病去世，父親尚在監獄服刑；二是中學對他關上大門，理由是“出身反動軍官家庭”。